“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关于“情”，清人张潮曾在《幽梦影》第七卷中提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现代国学大师林语堂则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表示，“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人生的出发点。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欣，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依我看来，此处所言“情”者，人情之谓也。无论是张潮，还是林语堂，何以不约而同地对“情”如此倚重？盖因“情”能给我们以内心的温暖和活力。因此，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我以为其中必定有着人生感悟和人情流露之意。
　　
　　事实上，对于人情之悲喜或冷暖的书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不传之秘。远自《诗经》开始，经汉乐府，再到唐宋诗词，中国文学（此时的文学形式以诗歌为主）都将描写人情百态作为重要阐述内容。晋代陆机首倡“缘情”说，文学特征及功能遂由先秦两汉的言志载道转而表现人情。宋元以后，随着小说戏曲的兴起和繁盛，这种文学精神又在小说中得以继承弘扬。明清以降，具有浓厚中国韵味的人情小说更是得到了极大发展。鲁迅在讲古典小说时就认为《红楼梦》乃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及至近代，龚自珍、王韬等人进一步提出“尊情”说。步入现代，鲁迅等人和文学研究会则明确提出“人的文学”口号和“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将人、人生、人情等要素上升至文学的主体。建国后，巴人（王任叔）在1957年1月号的《新港》上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也在1957年7月号的《文艺月刊》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一致肯定人性与人情在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因而，追溯古今传统即可知晓：文学之美，美在人情。何谓人情之美？“人情美是文人通过文学作品来发掘人的生命中已然存在的真善美，表现人之本性、人之常情，展示本真之美、自由之美。此类作品思考观照的对象是人的内心世界，所引起的情感共鸣也源自于观众或读者对灵魂或内心深处的反思。”明代戏曲《牡丹亭》里，汤显祖竭尽全力突出一个“情”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故事中，杜丽娘带着青春萌动之“情”揭开序幕，此处的“情”，即封建统治者所谓的天理、人伦之外的人类自然情感和李贽所谓的“童心”。杜丽娘对于爱情的大胆而自由的追求，无疑散发着人情美的光芒。被誉为“人情小说之顶峰”的清代小说《红楼梦》，其打动人心之处，也在于它描绘了一种优美的旷世人情。现代文学中，鲁迅和沈从文均善于在作品中表现人情之美。鲁迅的《社戏》和沈从文的《边城》，将自然美与人情美紧紧融为一体，令人感动之余深深为之陶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沈从文语）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当代文学中，善于表现人情美的作家同样不乏其人。孙犁的《荷花淀》，通过对普通农民的生动刻画，挖掘了蕴藏于他们身上的人情之美。而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位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之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着力表现了生活中的人情美，读来犹如一幅感动肺腑的人情风俗画。此外，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茹志娟的《百合花》和汪曾祺的《受戒》等，都可视为表现人情之美的经典之作。新时期以来，路遥和铁凝等作家承继了表现人情之美的中国小说传统。在《平凡的世界》中，“至真至纯的人情之美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正是这种至善至美的人情展示，才能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作品产生了动人心魄的力量，并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铁凝的《笨花》，通过笨花村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坚韧、平和、智慧、宽容和友爱，“让尘埃里开出人情美的花来”，“父子之情、婆媳之情、邻里之情、朋友之情，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弥漫于世俗生活中的人情之美”。
　　
　　哲学家康德曾说：“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作家孙犁也说过，“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认为文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反映现实中真的美的善的”（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由此不难看出，在文学作品中书写人情之美，不仅体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道德追求，更体现了作家内心的善良、宽广和温润。不过，值得反思的是，当下的中国文学似乎热衷于书写人性之恶与人性之丑。正如作家曹文轩在《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一文中所写到的：“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他，唯有怨毒。”批评家谢有顺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二十世纪以来，小说多写黑暗、绝望和恶，并且写得惊心动魄，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他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值得珍重的人事。“值得珍重的人事”，不正是尘世间善良的人心与可贵的人情么？倘若文学不再书写高远的天道人心，小说不再表现温暖的俗世人情，文学便难以产生担当道义的重量，小说便难以达到抚慰人心的高度。因为“文学的不二之法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小说作品中所透出的文学性，就是作家用审美的、艺术的眼光对生活、人心所做的投视和探索，并且将这一投视和探索用专业的表现技巧进行的再现。小说注视的是人、是人心。小说是对人心进行的一种尽可能的深度探索。”进而言之，人情是人心的反映，人心是人性的表现。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文学最触动心灵的地方、最能体现重量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份纯真温馨的人情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出了爱情之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写出了友情之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写出了亲情之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写出了乡情之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无不丰饶地表现出俗世的人情之美。今天，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故乡》、朱自清的《背影》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当我们细读余华的《活着》、格非的《人面桃花》、贾平凹的《秦腔》时，我们会感动，会赞赏，会体味，皆因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值得珍重的人世之情。因此，如果说，我们当前的文艺作品缺乏感人的力量，根源在于缺乏人人所能感同身受的东西，即缺乏出于本性的人情之美。
　　
　　由此我想起了作家贾平凹在一次讲话中所谈到的。他说：“中国文学最动人的是有人情之美，在当下这个人性充分显示的年代，去叙写人与人的温暖，去叙写人心柔软的部分，应是我们文学的基本。”他进而指出：“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的‘大道’”。因此“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贾平凹的这一席话，对于广大文学写作者尤其是小说家而言，既可看作善意的提醒，又可视为郑重的劝勉，以此唤起文学写作对于人情之美的接纳和吸收，形成一种健康、温暖的小说写作伦理，进而恢复文学应有的重量，抵达小说应有的高度。
　　
　　“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
　　
　　（注:本文发表于《齐鲁青年文学报》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