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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鸦雀无声，孩子们懂点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刚一哭泣便被奶子堵住嘴。……百姓们见到那些人，都慌忙低了头，连一个敢议论的也没有。[2]240 这种场面与鬼子进村并无二致。 （四）“还乡团”暴行 张炜的《古船》写到了地主“还乡团”对参加“土改”的干部群众的报复，写得极其血腥恐怖，比如火烧、铁丝穿锁骨、活埋、奸杀、五牛分尸等。而《丰乳肥臀》没有直接描写“还乡团”的暴行，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转述：一处是让共产党干部上官盼弟劝母亲逃难时的话：“渤海区一天内就杀了三千人”，但作品紧接着直接描写的，却是逃难路上八路军指导员殴打出伕的王金，强征王超的小车，致使王超上吊自杀；另一处是解放后阶级教育展览上的解说员词，作品也是当场就解构了解说词的描述——当事人郭马氏说，她的家人被活埋是因小狮子公报私仇，并非还乡团头子司马库所为，反倒是司马库救下了郭马氏，“司马库还是个讲理的人”。小说叙述人还当场指责解说词“造谣啊！” 三、颠覆的意味 对既有经典的颠覆、叛逆，意味着希望创新。《丰乳肥臀》确有创新，这创新当然包括艺术表达手法或技巧的探索，但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念的“创新”或“突破”。对这种“创新”或“突破”如何认识、如何看待，其意义超越了对这一作品的评价本身。 有人将《丰乳肥臀》的“突破”描述为“突破简单地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创作模式，充分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具体性”[3]，笔者以为这不全对。这部作品确实不是按是否革命来区分人物善恶的，但这些其他“新历史小”说（包括莫言自己的《红高粱》系列）早就做到，已不算“创新”或“突破”。不按是否革命区分人物善恶、不把人物简单地分为好人坏人，不等于不对善恶好坏作出判断；展示人性的复杂性，也不等于不表现人物的主导方面、不表示作者基本的褒贬态度。《丰乳肥臀》其实有明显的善恶价值判断，只不过区分善恶的依据不是革命与否，也不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而是人物的人格，是人性和人道主义。依此标准，可以说，上官鲁氏、司马库、司马亭、瑞典人马洛亚、美国人巴比特以及上官来弟、招弟、领弟、想弟、念弟、求弟、玉女、金童、司马粮、沙枣花、鸟儿韩是正面形象，虽然他们各自有其缺点；而鲁立人、孙不言、上官盼弟、鲁胜利基本是反面形象，虽然他们各有其优点，天良未泯或天良并未丧尽。鲁立人的形象很独特。作者并未太直露地贬抑他，但若细读文本读者可以感到，与司马库甚至沙月亮比，此人显得比较阴险，还有些虚伪，因而岳母上官鲁氏在几个女婿中最不认同他。从外貌看，作品并未将他“写得颇为英俊”[3]——他上场时作品的描写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白净面皮，嘴上无须，中等个头”，而后面写他与上官盼弟交媾时则又写作“黑瘦”。这起码只是中性描写。上官鲁氏确实认为他有才干，但那“棉花里藏针，肚子里有牙”的评语与品德无关，而她前面对沙月亮“不是孬种”的评价则明显是赞语。上官来弟在送行时对司马库说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你是金刚钻，他是朽木头”，根据特定情境，那个“他”应该是指鲁立人。从作品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看，鲁立人并未干过真正的好事。他的妻子上官盼弟不仅形象上比其他姊妹臃肿丑陋，为人上也不及姐姐妹妹们：在危急时刻，半疯癫的来弟尚能挺身而出救孩子，盼弟虽也愤怒并出言试图制止屠杀无辜，但没有来弟那样的勇气，也没有四姐和八妹的献身精神。至于哑巴孙不言，在作品中则是个近乎野兽的形象。作品这样处理，当然不是为了某种政治暗示，只为弘扬人道主义，赞美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人格精神。但它确实容易让习惯于将人物政治身份视为某种象征的读者产生误解，产生“共产党队伍里的人是反面人物而非共队伍里的人是正面人物”的错觉，让人感觉作品仍然是按政治身份划线，只不过正反面角色作了个颠倒。说到底，还是因为《丰乳肥臀》在处理政治与人性、财富与道德的关系时，写得不够“复杂”，倒是过于阵线分明，起码与其他“新历史小说”相比是如此。作品对此的补救是在后半部中塑造了纪琼枝这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但已不能扭转前面的描写给人的印象。 确实，共产党队伍里有坏分子，国民党军队里也有有正派人；“穷人中有恶棍，富人中有圣徒”。但是，当年国民党之所以覆灭、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共产党顺乎民意而国民党失去了人心。“革命历史小说”突出共产党军队的得民心是重在表现时代的主流、总趋势；某些“新历史小说”写国民党军队也有正义正派之士，意在对前者予以补充；《古船》和《白鹿原》超越国共分野而指向人性与文化的探寻，比一般的“新历史小说”深入一步。至于《丰乳肥臀》，它似乎仍是与“革命历史小说”在同一层面上，只是对其“反着写”。这样就显得有失偏颇和肤浅。 富而能仁者有之，“为富不仁”的却也不在少数。今天的现实中就不乏其例。“为富不仁”语出《孟子》，是孟子引用阳虎的话，原文是“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句前面还有一句：“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4]117-118，与《管子·牧民》中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相通。这说明古人已看到人的道德素质与其占有的财富有一定关系。前后两句各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两句合起来理解，才能全面，才较辩证。人有了固定的财产才会做长远打算、做事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或准则；如果一个人一无所有、生存没有保障，他为了生存就有可能不择手段，突破道德乃至法律的底线。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偷面包，就是由于这种情况。赵树理小说《田寡妇看瓜》则证明了管子讲的道理。但是，人对财富的积累方式各不相同，确有靠勤俭而发家者，但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者也比比皆是。在社会制度不健全、不公正公平，社会环境黑暗的情况下，靠个人勤俭发家的希望更其渺茫。不只“红色经典”中的《创业史》这么写，解放前民主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也这么写，美国人赛珍珠在《大地》中写王龙的发家，也是因得了意外之财。所以1930年代才会有鲁迅与梁实秋关于一个无产者是否能凭自己的辛勤工作而致富的争论。就世界历史而言，资本积累的过程不那么干净，这是尽人皆知。从人性本身说，固然有人穷志短的情况，但财富也有可能导致饱暖思淫欲，使人性恶的一面显现。 阶级出身对个人的政治选择、政治立场有没有影响？肯定是有的。不论旧社会新社会，一般来说，富人总是赞成对富人们有利的政治主张，穷人总是拥护代表穷人利益的政治派别。一些“革命历史小说”的偏颇只是在于对此写得过于阵线分明。一个人的政治选择，除了出于维护自己所在社会集团的利益，还取决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人生理想。即使是“革命历史小说”，也写到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刘思扬、林道静、林丽等投奔共产党的事例。《丰乳肥臀》里，上官鲁氏的几次选择，其实也与其家庭背景有关：几个女婿不同的政治身份，正是导致其政治表现上摇摆的重要原因，虽然她自己并不自觉。而她的最终选择，则取决于其并不自觉的人生追求，那就是忠实于自己的生命本能，即生存本能，以及包括生育本能和养育本能的母性本能。 《丰乳肥臀》传达的价值观念确实有很大的“突破”：它从生存和繁衍这一基本价值出发，突破了此前诸多价值铁框。单看开篇部分上官鲁氏的生产与母驴生产同时进行、婆婆上官吕氏重驴轻人的描写，似乎表达的是与萧红《生死场》类似的启蒙主题；但后面的篇章中，它又从生存与繁衍的基本价值出发，突破了民族和阶级的感情界限，对不同阶级民族的一切杀戮行为予以谴责，而对一些违反人伦的行为，只要其与生存繁衍本能有关，则予以同情[1]。这种价值态度不只与“革命历史小说”判然有别，与《古船》、《白鹿原》等“新历史小说”也不尽相同。莫言自己说过曾受“红色经典”特别是《苦菜花》的影响。笔者揣测，上官鲁氏为保护儿孙而不理会什么阶级与民族利益的描写，应该与《苦菜花》中的一些场面与情节有关：《苦菜花》中的母亲为了不说出军工厂的秘密而忍痛目睹幼女被日寇虐杀，可能使莫言觉得不太近乎普通的人情。 从《红高粱》开始，莫言小说就让人感到作者极强的反叛意识和宣泄欲望。反叛和宣泄，是由于以前的压抑感太强烈。而不同欲望强度或处境的人，其压抑感和叛逆意识也有差异。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在进入青春期后，往往有一个叛逆的阶段，就是故意与家长的意思反着做，以确证自我的独立性。就文学创作而言，对过去经典作品的反叛与颠覆是由于“影响的焦虑”和创新意识。以补充或修正的方式对待以往的经典，是创新的重要方式；但若对其价值体系彻底颠覆、完全“反着写”，则需谨慎。以往的经典虽有偏颇或盲点，但既是影响深远的作品，必有某种合理性；若取完全相反观点，便易导致另一种偏颇或遮蔽。在改革开放之初，写富而能仁的典型，为曾经的“富人”翻案，能给人以新鲜感并引发共鸣，因为确有大量出身富家的无辜者在极左路线时期遭受过不公正待遇。这样的典型今天仍有价值。但在当下语境中，若单纯突出、渲染贵族出身者更高贵，或富人多圣徒、穷人多恶棍，就无助于社会的和谐。 固然文学作品都具有互文性，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其各自的独立性。一部作品倘只有狭隘的互文性（需要与另外的作品合起来读才行），就难以成为流传久远的经典。若与“革命历史小说”参照来读，《丰乳肥臀》的价值取向可以理解；但不熟悉“革命历史小说”的人读《丰乳肥臀》，不知它为何突出富人的“圣”与“仁”而多写穷人中的“恶棍”，就会对其产生误解。在这方面，《丰乳肥臀》不及《古船》与《白鹿原》，也不及莫言本人的《红高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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