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的《一座塔》是一部家族小说，但却隐喻着中华民族在特定时代风云跌宕的大历史；这是一个有关英雄成长的传奇，但却同时告诉我们英雄往往是被塑造的惊人真相；这是关于一座塔的建造和毁灭的故事，但却寄寓着关系民族文化生命的密码。而所有这些意蕴的丰沛展现，则一方面得自于作家对历史、政治、生命的形而上思考，另一方面则得自于作家茂密和灵动的叙述。
　　
　　一
　　
　　小说主要讲述张姓家族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起伏人生。分居A城和东清湾的老兄弟两个及其各自的儿女们，由于日军到来并毁灭了张家的祠堂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居于A城的张洪庭试图在家中建一座最高的塔以供奉祖先、显示荣耀，守在东清湾的张洪儒却将自己封闭在石屋之中表达着他的愤怒、愧疚；张洪庭的儿子们投靠了日军和亲日政府，分别做着高升的梦想，张洪儒的儿女们却走向了不同的反抗侵略的道路。我们看到，张洪庭建造安魂塔的过程，同时也是张氏兄弟姐妹们各自人生道路向着相反方向展开的过程，于是，这座意在安顿祖先灵魂、彰显张氏家族荣耀的宝塔也便成了张氏家族兄弟姐妹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见证。未及安魂塔建成，走上抗日道路的游击队长张洪儒的儿子张武备被追随汪精卫的堂兄张武厉吊死在塔上，这座塔同时也成了张武备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乱伦场所，而建造这座塔的彤师傅，则因为目睹了这座塔中太多的罪恶，于是将自己铸进塔中……。意在安放先祖灵魂和彰显张氏家族荣耀的宝塔，成了耻辱的象征和代名词，张洪庭建塔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最后，梦想破灭的张洪庭死在塔中，这座充满了讽刺意义的塔也终于在解放后被炸毁。相反，固守在乡间自我封闭的张洪儒却在反思中积蓄着能量，等待着机会，并终于在小女儿遇难后破门而出，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唤醒了失语的张氏族人，带领族人走上了为死于抗日的子弟们招魂的漫漫征途。
　　
　　张洪庭和张洪儒兄弟，同样是为了张氏家族，可是，前者着眼于权力和富贵的荣耀而导致迅速覆灭，后者则放眼于民族的兴亡终至成为英雄的父亲。张氏家族的子弟们或者成为了被纪念的英雄，或者成为了被唾弃的败类。张氏，是汉族姓氏中最为庞大的家族，张氏家族的兴衰就此成为了民族兴衰的隐喻，启迪着后人对于家园的思考和认知。就此，小说成为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具有了民族史诗的品质。
　　
　　但是，循着先锋小说叙事道路成长起来并且具有哲学头脑的建东，却绝没有将一个家族故事讲述为老套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而是赋予了小说以复杂的内蕴，从而使作品成为一个神秘与形而上气息都非常浓烈的现代小说。
　　
　　二
　　
　　小说显然是一部有关英雄的传奇故事，但是，在关于谁是英雄、如何展示英雄、英雄的成长等问题上，建东却有着超越式的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作家对张武备和张武厉形象的塑造上看出来。
　　
　　对于张武备这个形象，建东用了两种笔法，一是从叙述人的视角进行正面描述，一个是从人物的视角进行侧面描述。如小说中这样正面描述张武备：“但是在龙队长的内心，有一个无法攻克的秘密始终折磨着他，羞涩。羞涩就是他的内心，就是他的外衣，就是他对世界的认知。……羞涩在他身体里如同蓬勃的春天，一天天壮大。”在这样客观深入的描述中，作为普通人的柔软、柔弱的张武备一览无余。而在他的对手——时时在搜捕他的堂兄张武厉看来，张武备却是另一种形象：“张武备如同蜕变的蝉，一点点地清晰起来，并非来自于马蹄的印迹，而是一些风一样流传的故事。骑在马背上的张武备，在传言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像一个从古代战场上归来的武士。张武厉时常会在夜里看到那个兄弟御风而来的情景，那样子陌生而令他颤抖。他不清楚，为何那个乡下的兄弟会变化多端，会有如此匪夷所思的惊人之举。”在张武厉眼里的是一个强大神武的张武备。在小说中，像这样对立式的描写不断出现，甚至看似是一个对另一个的断然否认。比如，张武备潜入A城刺杀张武厉未遂，随即落荒而逃，“一路之上张武备他们都如几只惊弓之鸟。他们丢盔卸甲的样子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历史忽略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失败的滋味”只有他们几个人感觉到了，而在“所有的人，平原上制造和传播神话的人们，在他们的记忆里，没有失败，也没有沮丧。在传说中，龙队长亲自枪杀了一名汉奸走狗，给A城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传说中，还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龙队长袭击汉奸走狗的地点，是在那个人所共知的未完成的玲珑塔端。没有人去追究他是怎么爬上那座塔的，需要的就是一种英雄的气势，他隐藏在塔端，背后不远处就是湛蓝色的天空和白色的云朵。”这两种笔法分别刻画出了张武备的两种形象——前者刻画他真实的内心中极度孱弱的一面，即小说中反复提到的“羞涩”，其实是张武备的“自我”；后者则通过张武备的对手或者群众所听到的传说将张武备虚化为一个神出鬼没的大英雄，这其实是他人眼中的另一个张武备，是“他我”。如果我们把前者看成是本真化的手法的话，那么，后一种描写显然是传奇化的手法。小说中常常见到“据说”、“说法”等字眼，这都是建东将故事传奇化的标志。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建东为什么要如此刻画张武备的形象？这种前后否定式的人物塑造意图是什么？我以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固然一方面互相补充，构成了完整的、立体的张武备，从而避免了人物的扁平化；但另一方面，我还以为这两种叙述方式背后其实隐喻着建东对于“英雄”、“成长”、“自我”等命题的深刻理解，而这一理解不仅彰显了建东的哲学深度，从而赋予作品以形而上的存在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展现了张武备最终失败的根源。一言以蔽之，建东将“英雄”被塑造的真相给予了充分展示，建东认为“英雄”的成长是自我完成的过程，建东将张武备的失败归因于他的不成熟。也即是说，张武备其实始终未能将“自我”和“他我”区别开来，反而逐渐将传说中的那个虚假的“英雄”的他我形象自认为是真正的“自我”，从而在他的影子——那个真正的无名英雄姜小红死后，迅速走向了死亡。由此可以说，张武备其实是一个始终没有“成长”为独立个体的游击队长，因此，他的失败是有根据的。这样一来，建东将以往对历史发展的书写做了悄悄地扭转：从某种所谓规律性的必然调节到了个体的偶然层面。这种认识当然是独特的，也是深刻的。
　　
　　但是，建东绝不是为了表达单纯表达他的这种认识而采取传奇化的叙述方法，在建东的小说中，传奇化叙述有其必要性，就是故事本就是通过作为张氏家族后辈的“我”追述的，“我”的追述必然只能从旁人的口中或者流传下来的资料中获得，这种“传播”本身其实就已经决定后辈对先人故事的叙述的传奇性质。传奇一方面固然可能改变了历史的真相，将本来面貌改写了，另一方面，传奇却以更加有力的形象进入到接受者的内心，产生比真相本身更加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与建东对“历史”的理解也不无关系。小说中对此有明确的阐释，我以为可以看做是建东所给出的一个说明，他说：“我相信历史会在某个时期分杈的，有时候它会与真实接近，而更多的时候，真实会成为一个虚幻的影子。历史就是在若隐若现的真实和虚幻的转换中完成了它自己角色的扮演，被动的接受，不能破解的谜团，证明历史本身是无辜的。”这应该是建东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说者所说，亦是听者所听。但说者所说，则未必一定是听者所听，并且，说者所说，抑或听者所听，也未必是真相本身。所以，建东的这种叙事方法，其实与其对于历史的哲学观密切相关。
　　
　　其实，不只是对于张武备的形象塑造，对于书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张武厉，作家也同样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视角来展示他作为“杀人机器”的极其凶残的一面和夜间梦游症中表现出来的可怜而又孤独的一面，从而将张武厉也从传说中的妖魔形象移植为人的形象。
　　
　　建东这种把英雄和妖魔的两面通过两种手法描述出来的技法，固然是为了接近现代观念中矛盾、混沌、暧昧的人的形象，也是他的超越性的政治伦理观念所决定的。准确地说，我以为，在建东思想的深层，他已经超越了特定意识形态的立场，而试图从更立体的维度去思考关于人生道路和方向的问题。小说中不断插入美国记者碧昂斯的故事，而碧昂斯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对张氏兄弟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在碧昂斯看来，无论是张武备还是张武厉，这兄弟两个都是“平原勇士”，因而都是她那本《平原勇士》著作的男主角。小说借美国记者碧昂斯的视角，意在提供对于这个问题的独特理解。碧昂斯的《平原勇士》这样阐释张武厉和张武备兄弟对不同道路的选择：
　　
　　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对于社会、道德、政治的认知程度，对于他们的人生之路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他们就像是河流的两个分支，他们的发源地是一致的，而当他们在政治的在某一时，某一处，或是某一个外力的影响下，开始决裂，开始向不同的方向流淌时，便开始产生了猜疑，矛盾，仇恨，敌视，杀戮。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景象。
　　
　　张武备，张武厉，他们各自鲜明的生活轨迹，其实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挣扎。他们是两条河流中的两个孤独而忧郁的持桨者。他们都很努力，奋力地向前划，却不明方向。
　　
　　窃以为，这其实也是建东的观点，是作家叙述态度的表白，是他这部小说的一个深层意义。这种近乎中立性的叙述态度，显然使得文本超越了以往爱憎分明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从而打上了鲜明的现代印迹。简言之，建东用一支卓越的笔写出了这两个人物各自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不仅仅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其实更将前述建东对于人生道路及人性的超越性认知传达出来，从而显示出这部作品的超拔。这正是建东之为具有一定哲学深度的现代作家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