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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声音”，同样彰显出建东的哲学深度。对于人生价值、政治主张、生活选择所产生的嘈杂、喧哗，建东用“声音”予以概括。在作品中，“我姥姥”房间里各种嘈杂的声响是物理意义上的声音，但是，动荡社会中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所产生的“声音”是一种隐喻，后一个意义上的“声音”的起伏暗示着政治的斗争。“这一年，在中国，我母亲的时代，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在重庆、南京、北平，还有延安，有的声音浸透着鲜血，有的伴随着怒骂，有的激愤，有的故作姿态，有的令人作呕，有的沮丧，有的自鸣得意……这些声音此起彼伏，嘈杂而不辨真伪。声音在广袤的土地上失去了方向，与真实和真相擦肩而过。”那么，选择了不同政治和人生方向的张家兄弟们其实是在追寻着不同的声音。“声音”由此具有了哲学的意味，指向文化、立场、观念等意义。 东清湾的失语更是一种象征。东清湾的乡亲们在张氏祠堂被炸掉后突然不再说话了，张洪儒的三女儿张彩虹更是听的能力都丧失了，用张彩妮的话说，“他们和彩虹一样，魂都丢了。”但是，不会说话的他们却在重新走出石屋的张洪儒老人的带领下齐声诵读《礼记》，他们在自己文化的感召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循着这种声音一起踏上了为亲人们招魂的漫漫长途。其他诸如“我母亲”的恋人——进步青年黄永年所听到的共产党人老杨的声音，假老杨的假革命的声音……，“声音”是建东设置的一个有意味的概念，表达着他对于嘈杂世界的沉思。 四 当然，叙述这样的一个家族故事也许并不鲜见，同时，在这个故事中渗透进对于历史、政治、英雄等命题的形而上思考也许同样并不鲜见，但是，建东却让这个故事充满了诗意。这种诗意和历史与哲思的共同存在其实才真正构成了小说丰富和悠长的艺术意味。 诗意首先产生自灵活的叙述视角。建东选择了一主二辅的叙述视角进入人物的世界。这个“主”是张氏家族的后人“我”的叙述视角，“我”讲述着姥爷、舅舅、小姨们的故事。家族的自我讲述一方面加重了故事本身已有的血缘浓度，另一方面，这种加重实则更加加重了故事的真意：历史的残酷和血腥拒绝血缘亲情。仍然借用小说中碧昂斯的话说，“张武备与张武厉的争斗，更像是我家乡的那些西部牛仔们，一方代表着正义，而另一个代表着邪恶一方。”然而，在他们眼里，自己却是正义的一方，对方则代表着邪恶，因此，你死我活的争斗是无法避免的。“我”看着先辈们的互相杀戮却无法真正指责任何一方；“我”知道他们人性的优与弱却无法改变任何事实。这就是“我”唯一能够采取的叙述的立场。显然，这样的叙述视角比纯粹的客观化叙述多了情感，多了意味，多了诗意的想象空间。 另外，在文本阅读中，我们还可以体味到“我”的视角之外的两个辅助性视角，一个是“我母亲”张如清的回忆，一个是美国记者碧昂斯的书《平原勇士》的记载。如果说后一个视角如前文所言主要起到了调节立场的作用，那么，“我母亲”的视角则增加了小说的容量。正是借助“我母亲”的视角，黄永年以及老杨这两个代表着另外两种力量的人物才得以出现，而只有这两个人物的出现，才将那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声音”的丰富、嘈杂完整得呈现出来，而当杂音终于消失，老杨所代表的那个高亢和嘹亮的声音才能够最终呈现。一主二辅的叙述视角，既增加了小说的容量，也增强了小说的诗意，还调节了作家的立场，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感觉化的叙述语言是建东所擅长的。“失败像是平原上最常见的狗尾草那样滋生在每一个士兵心间。广阔的平原，时而突起的一些隐秘的山岗，河流，湖泊，绵延的庄稼，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袭击的阴谋。”这样的语言将被龙队长打怕了的张武厉部队的恐惧写得曲折深刻和形象，充满了想象。绵密、悠长的叙述，使建东的小说如同一片茂盛、潮湿、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需要你全身心的感受和冒险般的探索，当然，你的收获也将非同寻常。 简而言之，《一座塔》借助建东厚实的叙述功力，将民族历史与英雄传奇的在承续了他以往善于叙述的特长，又表达了他对于一个民族于特殊时代的风云变幻的独特理解，他对于历史、对于成长、对于“声音”、对于文化的独到阐释在小说中油然四溢，叙述内涵厚重、从而使作品成为关于民族历史的一部寓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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