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位于北京东四沙滩,建成于1918年,本来是作学生宿舍,建成后成为北大文学院的所在,即北大一院。自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齐集红楼,红楼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也是从红楼走向天安门,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2002年4月开馆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红楼为依托,纪念和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座曾孕育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大红楼,在北平沦陷期间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及其分队所在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大部分师生都先后离开北平,走向了抗日的前线和后方。7月底北平沦陷,1937年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一院及灰楼宿舍。
据周作人回忆:“北平沦陷之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由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就这样在北大红楼中国语言学系的门口,挂起了“小队附属将校室”的牌子;文学院院长室门外的标志则是“南队长室”。日本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而在楼内的地下室里。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在东部刑讯室中受鞭笞、灌凉水等逼供信的酷刑。
在1938年11月后,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北京宪兵本部、北京宪兵分队同时驻扎红楼办公。宪兵分队下设分队长室、将校室、庶务室、特高室、警务室、司法室、受付室(夜间)等机构。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投资创建的燕京大学即遭日军查封。校务长司徒雷登遭日本宪兵逮捕,被拘禁在东交民巷原美国兵营中。此后,他曾四次被带到红楼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受审。燕京大学的20名师生也相继被捕,并被押解到红楼地下室。
曾被关押于红楼的燕大、辅大教授有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蔡一鄂、陈其因、侯仁之、伏开鹏、蓝公武等。燕大、辅大被捕教授因为在国内外都很着名,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邓之诚回忆他亲身见闻时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蹴之,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至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不识确否。然入宪兵队后而无下落者,往往有之,大约用刑分队尤严,往往中夜闻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从事抗日活动,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候仁之在天津被捕。日本宪兵将其解送到北平,未经审讯即被押到红楼地下室的一间牢房,与燕大学生、后来的着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时名孙以亮)关押在一起。当时,孙道临是由于在校内参加有抗日题材的话剧演出而遭到逮捕的。两人原本相识,见面后彼此又惊又喜。孙道临帮候仁之在地上铺好毯子,两个人躺下后,头部紧靠在一起,由于地方狭小,两个人的腿脚尽可能各自伸向另外一个方向。为了方便谈话,孙道临要候仁之把一块手巾蒙在脸上,做出掩饰灯光的样子,实际是为了避免日本宪兵窥见他们谈话时的脸部的活动。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分别被关押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房里。每天上午,每个牢房各出两个人,由宪兵押着抬起恭桶排队到楼外厕所倾倒粪便时,可以见见面,偶尔在过道的转弯处,也可以小声地传递一点消息。
1943年北大红楼被交还给当时的伪北大,但是红楼北面隔着民主广场、图书馆后面的北楼里,还驻有少量的日军,他们蹂躏红楼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当时进入红楼上课的学生回忆:“日本宪兵队是从学校撤走了,但熄了火的烧人炉还耸立在红楼后边广场东墙下的衰草间,墙壁上黑糊糊的烟熏火燎;红楼地下室白墙上还飞溅着被关押拷打中国人时的斑斑血迹。”
倡导自由民主的北大红楼,在被日本军队占领期间,居然成了关押、残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更拘留了传播新知,教授文明的学生和老师,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撒旦统治的地狱了,这是北大红楼在近百年风雨中经历的最大摧残。红楼地下室的日本宪兵队监狱是日本侵略我国土,迫害我同胞的铁证,也是我爱国志士不畏牺牲的见证。
我多次到北大红楼参观展览,从未看到任何关于北大红楼是侵华日军宪兵司令部和监狱的说明。走在楼中,即使外面酷暑炎热我依然感到这里的阴森。我也曾经询问别人:你知道北大红楼在北平沦陷后是日军宪兵队司令部吗?他们都摇摇头,表示很惊讶。曾经关押拷打无数爱国志士的红楼地下室,它的一扇扇门里纪录着日本宪兵队的凶残,这么有说服力的日本侵华罪证与史实,从来不揭露不宣传不广而告之,难道不发人深省吗?与其天天指责别人如何歪曲历史,不如自己下功夫,把真实的日本侵华史、中国人民抗战史告知国人。
7月3日,在七七抗战纪念日临近之时,我分别致电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主管单位国家文物局,强烈建议他们应当在北大红楼设立警示牌,将侵华日军铁蹄下的北大红楼这段历史告知公众,这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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