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平的《斜塔》是一篇荒诞小说：老范和小蔡两个小学同学要做一个“项目”，就是要盗渤县始建于辽代的白塔底下的文物。两人谋划用挖洞的方法进入洞内。两人挖了五十九天后终于挖到塔基，不料因塌方老范被埋在通道里，被警方救出后进了班房。白塔因地下塌方成了斜塔。县上领导突发奇想，花了三千多万要将其打造成“中国第一斜塔”。一场雷雨之后斜塔倒塌，斜塔倒塌为县里挖掘塔下文物提供了合理性，但没想到的是，文物早已被盗。老范、小蔡被旧案重提，两人只能亡命天涯。渤县请来专家重修斜塔，县委书记的儿子找来两个冒名顶替的“老范”、“小蔡”，试图垄断斜塔的旅游资源，这时老范和小蔡回渤县了。《斜塔》是一篇荒诞小说，但它密切联系的是荒诞的社会现实。故事纯属虚构，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个时代生活的某些方面。

　　

　　“青春期”成长，是都市生活重要的话题之一。下面两篇小说都与这个话题相关：须一瓜的《国王的血》，看题目会以为是一篇惊悚恐怖小说。小说在类型上与惊悚恐怖无关，但内在的人物关系或情感关系的确又与惊悚恐怖有关。这是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没有驾照的小庆在一场酒会后开车送所有醉酒的同事时，酿成了一场恶性车祸，他不仅要负刑事责任，还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被房贷压得透不过气的家庭雪上加霜。虽然有母亲、奶奶的疼爱，不能改变的是父亲制造的阴霾般的家庭气氛，难以承受的小庆最后割腕自尽。这是一篇“逆向”的弑父小说，尽管死去的不是父亲，但小庆的死亡从伦理的意义上杀死了父亲。小庆精心培育的那株黑郁金香在小庆死去时盛开怒放，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祭奠了弱小和善。须一瓜的小说一向讲求叙事技法，《国王的血》用交错叙事营造的小说整体氛围，一如下了千年的雨，亦如严冬紧缩的湖。

　　

　　黄咏梅的《表弟》也是一出惨烈的悲剧，表弟用十六年的时光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按说，万千宠爱在一身的表弟，本应有阳光幸福的青少年时代，然后“鲲鹏展翅九万里”，但表弟只在这个世上存活过十六年。小说从表弟两岁写起，这个一直哭泣的孩子直到学习了跆拳道之后才与眼泪告别。后来表弟迷上了网游，网游彻底改变了表弟：“游戏这个魔鬼终于把我们家的小公主也变成了一个魔鬼，他不怕疼痛不怕惩罚，对什么都无所谓，烈士般大义凛然。实际上，表弟并非成为烈士，也并未修炼到了什么忍德，骨子里支撑他的，是游戏里那股子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是逃到河对岸与现实遥遥相厌的冷漠。太可怕了。你只要看到被收缴了电脑显示屏后表弟看我们的那种目光，你就会知道，雷克萨的负能量压倒了正能量，厌恶和冷漠是表弟射向我们的每颗子弹。”最后，表弟就死在网络的舆论里。一次上学乘车时，表弟因过于困倦没有给老年人让座位，被人拍摄后传到网上，“装睡哥”一时红遍网络，校长谈话和各种舆论压力，终于让表弟崩溃跳楼身亡。表弟的冷漠与脆弱，就这样悖谬地统一在他身上。小说用极端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时代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故事不免夸张，却也是警世恒言。

　　

　　三、乡村中国：剩余的故事

　　

　　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8月14日在北京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蓝皮书表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这则消息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城乡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中国文明形态的转型和变化。这一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同样有意想不到——却是合理的反映。2012年的短篇小说，逐渐隐去的乡村生活只能成为“剩余的故事”。

　　

　　盛可以的《捕鱼者说》表面看不温不火，款款道来。小说以一个被父亲称为“背时鬼”的五岁女孩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故事倒也并不复杂：父亲脾气不好，骂女儿打老婆，与乡亲同行处得不好。他每天就是捕鱼，但总也捕不到像样的大鱼；满先先也捕鱼，他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并不时送给“我”一条。但父亲就是与满先先过不去，背后总是咒骂他“无后”。但又经不起满先先捕鱼技能的诱惑，还是低下头向人请教。最后因渔网被挂住下水摘网时，水草缠住了双脚死去了。无望的母亲嫁了别人，女孩寄养在满先先家，满先先为人和善，与满先先相处是女孩最快活的时光。一年过后嫁人的母亲又生了儿子，养父同意女孩过去一起生活。在养父家日子倒也平常，但女孩还是“想湖水，想湖里的鱼。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满先先随时会过来接我”。小说通过一个女孩的口吻讲述的经历波澜不惊，但其间流淌的那种晦暗中有温润、苦涩中有念想的缱绻忧伤，就像山间小溪叮咚作响直击人心。孩子没有虚饰的情感取向，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她对世道人心的直观感受和价值观。《捕鱼者说》无疑是一篇上乘之作。

　　

　　鲍十的小说一直写凡人小事。这篇《冼阿芳的事》讲述的是一个五十一岁的城中村女人冼阿芳的故事。说是故事也勉为其难，一个村里的女人既无惊天伟业亦无雪月风花，讲她的什么呢？这就是小说的不同寻常之处。冼阿芳有三个子女，死了丈夫后仍然辛勤劳作，一儿一女读了大学，小儿子也有了工作。但冼阿芳还是种菜卖菜。当责任田收归了村里，由村里统筹使用，并成立了一个“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后，她改卖煤气瓶，她要攒钱为小儿子再造一个二层楼，她叮嘱大女儿早点谈恋爱，“趁着自己年纪轻，还能多选几个，晚了你就没得选了”。冼阿芳与子女关系并不是太好，原因就是她的唠叨。唠叨就是冼阿芳与子女相处的方式，她就是用唠叨的方式表达她与子女的关系。一个劳作一辈子的乡下女人，一生没有要求，她只希望通过她的唠叨让子女有另外一种生活。冼阿芳是普天下劳苦母亲的缩影，她只能用她的唠叨表达她的寄托。这样的母亲，子女多年后才会知道多么金贵和幸福。鲍十在最普通和最细微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典型的“中国经验”，虽然貌不惊人却透彻无比。

　　

　　王祥夫的《归来》，写的是一场意外的丧事把全家人聚到了一起。中国乡村的婚丧嫁娶，集中体现和表达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和习俗。王祥夫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以及对经典场景的描摹，显示了他细微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依然在偏远的乡村顽强地存活。这个场景中，外出讨生活久不归家的三小终于带着老婆孩子“归来”了，忙乱中大哥突然发现三小的一只袖管是空的，三小的一只胳膊没有了。三小的媳妇说：“三小他咋能回来？钱也没了，胳膊也没了，什么都没了。”这是三小久不归家的原因。小说用家里的亲情对比三小的遭遇，写尽了打工者的辛酸苦痛。死去的母亲、伤残的弟弟，使《归来》一腔离别情，满纸辛酸泪。

　　

　　董立勃的小说一向以平实见长，他总是不紧不慢从容道来。这篇《杀瓜》写的是卖瓜人陈草的故事。在他的瓜铺前这天来了四拨人：村委会主任王大强，买瓜后依然打了白条扬长而去；接着是一个饥渴难耐的人，吃了一个西瓜付了十块钱，无意间丢了一百块钱在瓜铺；然后是几个刚学开车的人撞翻了他的瓜铺；最后来了一拨警察。陈草不要劳动所得之外的任何不义之财，他急于把钱还给丢钱的人。没想到丢钱的人是个杀人逃犯，只因为得罪了村长，自己和女儿遭其报复，他怒不可遏地杀了村长全家。陈草没有机会将钱还给逃犯，他用火柴烧了这一百块钱。当村委会主任王大强又来拿瓜“招待领导”的时候，陈草要求王大强兑现他那五千多块钱的白条并亮出了他那尺把长的瓜刀。这篇平行视角的小说意味深长，被欺压的弱势群体总会觉醒，无论哪种方式。王大强面对陈草的瓜刀将会怎样？小说没说，当然也没必要再说了。我想不管怎样，事情总要有个了结了。董立勃的厉害就在小说结尾处。

　　

　　四、“知识阶层”的众生相

　　

　　知识分子的形象一直不那么伟岸，被改造多年仍旧习难改。但小说毕竟与意识形态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合法性地位确立之后，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心的复杂性，仍是作家兴致盎然的书写对象。多年后，荆歌已然是江南老才俊的模样，写得一手古怪拙朴又不乏童趣的书法，并经常自鸣得意地晒在网上。近年来他的短篇小说不常见，但他不鸣则已出必有方。《南浔姑娘》是一篇“忏悔”之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男青年，对女性有为非作歹之意无为非作歹之胆。于是见到“南浔姑娘”纪美芳的我和褚欣，或跃跃欲试或缩手缩脚。纪美芳陪伴他们度过了美好时光，美丽的南浔姑娘动了真感情，她凭着自己的敏锐既不戳穿他们编织的“武警文工团”的谎言，又准确地找到了他们任教的学校。可怜的姑娘不知道，即便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年代，杀机一样暗藏。褚欣这个色魔和恶魔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为了避免南浔姑娘的纠缠，居然灭绝人性地杀害了纪美芳。警方通过纪美芳钱包里的合影照片找到了褚欣并将其枪决。小说在一种轻快阳光的旋律中讲述着那一时代的青春心理，但结局却骤然翻江倒海。“时光匆匆，一切都迅速远去。现如今，有朋自远方来，我有时会陪他们去南浔。在小莲庄喝喝茶，看看景。我早就不再年轻，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但小莲庄的一石一水，一草一木，依然让我有无限的忧伤。我明知春风中柔动着的只是垂柳，却希望它是纪美芳的细腰；我明知假山旁呱呱的声音只是乌鸦在叫唤，却愿意把它当做褚欣的歌声。”美被摧毁就是悲剧，荆歌在虚构的故事中意在维护一个“美的乌托邦”，她一旦毁灭就永无归期。

　　

　　李浩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仍然坚持“先锋文学”路线的作家，他的小说里充满了紊乱和荒诞的气息。《乌有信使，和海边书》也是一篇荒诞的小说：一群画家和诗人在画家村，生活混乱精神迷茫，经常聚集在失意者酒吧，酗酒，乱侃艺术，滥交女友，过着云里雾里的生活。小说的场景不断变换，犹如一出实验话剧，场景的凌乱是这些艺术家内心紊乱的另一表征。而一直被强调的“我”在海边等待的那本书，也一如等待的戈多一样无限延宕。小说虽然写的是艺术家，但也从一个方面映照出了今日的社会心理和生活。但是，当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李浩的道路还会坚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