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纪实文学可贵的社会担当与时代使命。
教育托举起国家的未来。教育题材纪实文学继续备受关注和欢迎。徐世立《一个孩子的战争》讲述了一个高知家庭对一个问题少年的拯救过程。孩子厌学、叛逆、染网瘾,令家长头疼不已,通过军事化的管制教育、家庭亲情教育等,父母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健康和事业,只为了拯救自己珍爱的孩子。孩子逐渐醒悟,开始发奋并最终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又带给了家长无尽的欣慰。作品看似描写的是一个家庭的个案,实则具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意义,同时具有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重价值,是本年度分量很重的一部优秀纪实文学。铁流、徐锦庚《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则通过讲述山东英才学院、西安翻译学院和南洋教育集团等正反两方面民办高校的成败典型,表现了民办教育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国家、民族未来的重大意义,试图矫正公众对民办高校的成见或偏见,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民办教育,共同推进教育大业。野莽《刘道玉: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高教改革》刻画了一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回溯了一段值得铭记的高教改革历史。这些作品大都指向现实,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生态报告一直是一个创作亮点。陈启文《北京风暴》涉及了生态的脆弱及保护的严峻迫切等主题。叶多多《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则塑造了一位生动感人的平民英雄、200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张正祥。这个居住在滇池边的普通农民,不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穷愁身残,三十年来与破坏污染滇池的行径作坚决不屈的斗争,表现了这位生态斗士身上宝贵的勇气、执著及凛然正义,倡扬了大力保护生态的主题。肖亦农《绿色毛乌素传奇》则通过今昔对比,讲述了治理毛乌素沙漠取得的卓越成就,刻画了以宝日勒岱、殷玉珍、丁新民等治理沙漠生态卫士的优秀代表。陈岗龙《草尖上的文明》记述了草原文明、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是关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象记录。张锐锋《鼎立南极》则讲述了我国南极科考的历史,资料弥足珍贵。
创新是时代主题。沙林《不能缺失的心》提出,勇气、创造力、艺术想象力、快乐、自由的缺失,是阻碍中国创新之路的深刻原因,从而对我国的教育等作出反思,富于启示意义,令人掩卷长思。
大学生就业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傅宁军继《大学生“村官”》之后推出了《大学生从军》,反映大学生入伍参军潮,以及大学生从军带给我国军队的新气象、新面貌。李春雷《青樱桃,红樱桃》描写了一位大学生村官的代表——兢兢业业、甘做平凡小事、病倒在岗位上的农家女儿张广秀。
四、家族谱传与历史纪事,成为纪实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与小说中大量的家族叙事相似,近年来纪实文学领域也涌现了一大批生动感人、有影响的家族叙事作品。刘剑波《姥娘》通过讲述外婆曲折坎坷的一生以及亲人对待她的冷淡隔膜,对我们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毁坏的现实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具有深沉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意识。彭学明纪实作品《娘》同样描写反省忏悔和赎罪的主题,主要围绕自己与母亲生前的情感“斗争”展开,表现了母亲无私、宽广的大爱和自己对母亲的不能理解乃至不孝不敬,这是一部值得天下子女阅读的警世之作。黄金明《跟父亲的战争》讲述的是十几年来自己与朴实耿直父亲之间的对抗,鲜明地塑造了父亲的形象。张培忠《永远在路上》则通过追忆,刻画了给予自己终身影响的令人崇敬的父亲。这些作品中的父母长辈,都是最平凡普通的父母,他们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塑造了我们子女一辈的品格与魂魄。这种传承是一种精神命脉的传承。与此相似,熊光炯《心远》通过叙说一个教育世家(南昌月池村熊家)百年的沧桑,揭示出文化和精神血脉是如何在熊氏家族绵延传承一百年的经过。这种珍贵的传承缔造出了一个名闻遐迩的教授村。这种精神、道德和文化在父子母女之间的传续路线,可谓是对抗当下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佳药。《八旗子弟》作者陈宏光以八旗后裔的身份叙说一个世纪的家族风云,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是一篇有特色的作品。
历史叙事,从旧闻中挖掘新闻性的内容和主题,使之具备旧闻新知的特性。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通过采访历史知情者、研究者,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力图还原历史真相,对中共党史上一桩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正本清源,涤清视听。聂还贵《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以散文化笔法,叙写了大同的千年历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意味和智性色彩。李青松《开国林垦部长》追述了第一任林业部长梁希在保护生态方面富于前瞻性的言行举措,语言活泼,人物个性鲜明。傅宁军《此岸彼岸》叙述了台海两岸自金门炮战以来半个世纪的民间交往,凸显了两岸同根同族血浓于水的同胞情以及和平发展的主题。黄传会《潜航》追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往事,是作者继“海军三部曲”之后在海军题材方面的新开拓。
五、值得关注的现象和思潮
1.要约写作相当普遍。要约写作在纪实文学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左右着创作的成败得失。由相关部门、机构或个人约请去采写相应领域和题材的纪实,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创作。它为作家的采写、作品的出版创造了便利条件。如果采写对象和题材重大、关注度高,作品也有可能产生较大反响。比如何建明《三牛风波》是应组织部门约请创作的,《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是应外交部门约请创作的,都属于社会焦点事件或重大事件,全社会普遍关心关注,作品在最快的时间推出、发表和在报刊连载,不少评论、书评跟进,使其产生了比较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反响。公安部门、《啄木鸟》杂志社约请了董保存、张胜友、李迪、衣向东、孙晶岩等一批作家采写警方的“清网行动”、跨国缉捕、监所囚犯等焦点题材,也发表了一批优秀作品。总体上看,要约写作降低了作家采写的难度,及时将焦点题材纳入作家视野,对于纪实文学创作有很大助益。
2.“准新闻报告”异军突起。紧随新闻、跟踪热点,有时能够产生出人意料的社会反响。纪实文学可以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出发或者与新闻同步,深入现场,深度报道,深刻反思,能够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北方和赵雁关于“神九”的叙写,可以很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冯锐《亮剑湄公河》则是对湄公河血案的深入透视,陈启文《北京风暴》是对北京特大暴雨事件的深刻反思,都生动翔实,发人深省。纪实文学在与新闻PK时,具有的优势就是艺术形象、感染力和思想力度及深度。这是新闻所无法企及和取代的。
3.家族叙事对文化传承意义重大。修撰家谱方志,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传续,这些自家亲身亲历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具有很高的史鉴、教化、育人的效果,是在家庭、家族、区域之间开展道德、精神传承的有用文章。
4.“非虚构潮”方兴未艾。对非虚构叙事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文体辨析。《生死十日谈》作者孙惠芬明确说明对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技术处理,换言之,有些情节是虚构的。这部被命名为非虚构的作品其实应该归入虚构作品即纪实小说范畴。2011年《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小说”概念,陈丹燕等作家也出版了所谓的“非虚构小说”作品。事实上,这个舶来的名词并不严谨。它在英文里有时被表示为Non-fictionNovel,有时表示为Historyasanovel或者Novelashistory。应该说,这种纪实、非虚构与小说杂交的文体,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纪实小说、历史小说,它以小说的手法来讲述历史或真实的故事,内涵似乎是真实事件,而形式却是小说,它归根到底还是应该被称为小说,是虚构的小说,却带有非虚构的特征或内容。我不反对在纪实文学或非虚构创作中借鉴吸收小说手法或技巧。
通过扫描2012年的纪实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纪实文学正在努力回到现场,回到新闻事件和社会关切的焦点热点题材。纪实文学正在自觉反映当下社会,刻画鲜活的人物,主动介入生活,对现实和社会问题发言,进行理性剖析与反思。而这些,正是纪实文学的特色与特质。所以,可以说,当下的纪实文学正在回归其自身,正在回到纪实文学的独特性上来,正在不断展现出其作为非虚构创作的无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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