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

　　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

　　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做“任德芬”（Léon-Ignace Mangin）。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

　　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

　　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

　　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

　　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吃喝玩乐。这是农村屌丝青年最常见的经济诉求。

　　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

　　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

　　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很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因。

　　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

　　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

　　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

　　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义和团杀洋人，清政府是有奖励的……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

　　“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

　　这下，各位知道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下手狠了吧。有奖金的。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着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

　　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

　　《西巡回銮始末：辽阳拳匪滋事记》记载：“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

　　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

　　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

　　“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旁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

　　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

　　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着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

　　“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

　　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廷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

　　1、贝子溥伦；

　　2、大学士孙家鼐；

　　3、大学士徐桐；

　　4、尚书陈学荼；

　　5、阁学贻谷；

　　6、副都御史曾广銮；

　　7、太常陈邦瑞。

　　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

　　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

　　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廷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

　　“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

　　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

　　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

　　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

　　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象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的查处。

　　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

　　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

　　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

　　为什么造反？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