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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巴黎人早已急不可耐地要摆脱德国占领。尽管华沙烧成一片火海的消息震惊了巴黎，但当美国军队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登陆后，巴黎人要采取行动洗刷四年被占领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止。当推迟解放巴黎的指令送达国内抵抗组织时，起义准备已经就绪。抵抗组织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情况陡然间复杂起来。 法国同波兰一样有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但不同于波兰抵抗运动的团结和统一，而是存在多个派别。虽然有“法国国内部队”这一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在伦敦协调关系，但各派自成体系，有不受联合组织控制和约束的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协调工作极其困难。其中，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是抵抗运动中拥有最强武装力量也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戴高乐创立的“自由法国”是法国最早的抵抗组织。1940年6月贝当投降，7月在维希成立与德国合作的伪政权。维希政权还未成立，戴高乐就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并创立了“自由法国运动”，在伦敦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法国刚被占领，有组织的国内抵抗运动就出现了。此时，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共没有参加反对德国的斗争。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法共才加入反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共产党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给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年努力，法共影响迅速扩大。两大派别只有在反对德国占领上是共同的，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政治目标上更是相互敌对，而法共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接受莫斯科指示，这也加深了二者的对立。由对付德国占领所掩盖的双方矛盾，在法国临近解放之际便尖锐起来。 双方都希望及早解放巴黎，都想通过解放巴黎这一政治行动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都清楚没有盟军力量配合的起义代价惨重。戴高乐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改变计划提前进攻巴黎的努力没有结果，于是命令国内代表务必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前举行起义。而巴黎的共产党已经得到上级领导机构命令，决心不计代价——用起义策动者的话说，“巴黎值得死二十万人”——造成共产党领导起义的既成事实。危机一触即发。8月18日，戴高乐派地下组织从法国总部发往伦敦的电报叙述了巴黎的紧张局势：“任何抵抗组织稍有不耐所引起的局部事件都足以导致严重麻烦，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必要手段进行血腥报复……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迅速攻占巴黎。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语言正式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就在这一天，一个受法共控制的秘密会议强行通过决议，巴黎决定第二天举行起义。整个起义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把戴高乐派领导人蒙在鼓里，使其无法制止起义。 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的情况下，法共巴黎小组和已获知起义即将发生的戴高乐派在8月19日清晨先后举事，这场必须避免的起义终于未能避免。 （二）巴黎危机 起义开头似乎进展顺利，很快蔓延全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不计代价要保卫的。在与德军坦克发生遭遇战后，起义行动当天就陷于困境。受命“死守、守不住就把巴黎夷为平地”的巴黎城防司令冯•肖尔铁茨已经决定次日天明时对起义部队实施空中和地面打击。一旦实施这一不可挽回的步骤，巴黎毁灭在即！ 然而，这座世界城市的命运对于当事或不当事的各方，都是一个格外沉重的问题。就连一贯奉命行事的德国将军冯•肖尔铁茨也变得犹豫不决。瑞典总领事的严肃警告——“夷平巴黎，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承不承担得起毁灭巴黎的罪责。他接受了总领事提议，实行暂时停火，如果停火生效，可以推迟原定的进攻。由德军主动提出的停火对于戴高乐派来说是一个拯救巴黎、控制他们无法防止的起义的意外机会。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全市实行停火。巴黎起义和停火消息传到伦敦总部，柯尼希将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巴黎人民发出警告：“对于巴黎市来说，没有比居民听从起义的号召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但不惜代价发动起义的一方谴责停火是叛国行为，采取一切措施破坏停火，在全城恢复起义势头——虽然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可能是二十万条性命和一个世界名城的毁灭。 尽管这样，停火还是在不断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了两天。这两天给各方都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面出现的时间。国内部队戴高乐派和冯•肖尔铁茨利用这个喘息机会接触、周旋，想要避免或拖延不可挽回的冲突。与此同时，抵抗运动各派都在向盟军呼吁援助。戴高乐派呼吁盟军火速开进巴黎，法共也呼吁盟军支援，但不是要盟军支援兵力而是要盟军在全城大规模空投武器。 这段时间，希特勒派来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已经到了巴黎。冯•肖尔铁茨收到的一个比一个疯狂的希特勒命令也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执行的地步，准备对巴黎实行无情惩罚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赴巴黎…… 一封21日发给戴高乐的紧急电报中描述了巴黎的危局：“起义星期六发动，靠停火抑制两天……但无法再拖过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将发生战斗，双方力量悬殊，后果悲惨。” （三）巴黎得救 巴黎已经很难逃脱华沙命运，得救的唯一希望是盟军立即进攻巴黎。 戴高乐亲自出马要求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他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作战进度，拒绝为适应戴高乐的政治需要改变计划。 奉法共上司指派前往盟军总部要武器的使者知道武器救不了巴黎，也呼吁盟军进军巴黎，可是在巴顿将军那里就碰了壁。这位职业军人答复很干脆：盟军是在“歼灭德军，不是收复首都”，抵抗运动未接命令擅自发动起义，现在“得承担后果”。 但使者仍在努力，法国部队驻美军联络官也在努力，并写了个人呼吁：“如果美国军队眼见巴黎发生起义而坐视不救，这将是法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的过失。”22日，在可怕命运就要落到巴黎和巴黎人民头上之际，艾森豪威尔不容更改的军事计划更改了。执行进军巴黎任务的是美国第十二集团军下属的法军第二装甲师。集团军首脑布雷德莱将军不容许因战事使巴黎遭受严重损坏，对装甲师师长提出“巴黎决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的要求。这个美国军人在他的第二十一号战地命令中更明确规定：“向巴黎进军决不能用重大战斗来完成。只要能避免，我们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第二装甲师的直接上级则在派美军第四步兵师支援装甲师的同时，抽掉了装甲师两营炮兵，为的是“我不希望他们以为一遇上一支机枪挡道就可以用迫击炮还击，而毁掉巴黎”[7]。 23日一早双方战斗全面恢复。如果军队一两天内赶不到巴黎，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在所难免。就在起义者弹尽粮绝、毫无希望之时，第二装甲师已经于头天晚上日夜兼程向巴黎进发，二十四小时后第四步兵师在倾盆大雨中向巴黎挺进。24日，当几个执行报复任务的党卫军师正赶赴巴黎时，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先后到了巴黎。 巴黎得救了。 8月25日，狂欢的巴黎沸腾了。此时，在先于巴黎十八天起义的华沙，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正在做无望的战斗。 三、两场起义不同命运背后 华沙起义和巴黎起义的不同结局令人深思。 从抵抗运动内部情况看，以华沙为领导中心的波兰抵抗运动团结、统一，不似法国派系重重、互相争斗和牵制。在时间选择上，华沙起义说得上适时：一方面有援助的承诺；另一方面，再三呼吁华沙总起义并承诺援助的苏联，其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不致在该进行援助时鞭长莫及。巴黎起义则不仅没有外部力量不断催促，反而是盟军采取措施要坚决避免的，对这要避免发生的起义，盟军当然不会作援助承诺。 如果对两场起义作预测，华沙起义因抵抗运动内部的团结统一和起义时机选在可以履行驰援承诺的军队已近在眼前，而应是一场胜券在握的起义——事实上，起义一开始就显示了胜利势头。德国将军冯•梅林津后来承认，华沙起义对德军构成很大威胁。他以为是俄军没能与起义者接上头，才使德军面临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缺乏这两大条件，在既定政治目标支配下一意孤行发动的巴黎起义，其逻辑结局如果不是惨败，至少也是必将付出不可承受之重代价的“惨胜”。然而，实际的结局恰恰相反。华沙罹难了，巴黎解放了。 华沙血战了六十三天，遇难的地下军战士和平民达二十余万之多，独立抵抗运动就此被彻底消灭，城市则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巴黎从起事到解放，总共六天，中间还有两三天不稳定停火，城市基本完好无损，没有大的人员伤亡。从双方全面恢复交火到25日晨德军最后一个据点投降，其间四十八小时战斗中，约两万德军被俘，伤亡三千二百人。第二装甲师在赶到巴黎投入战斗的一天中，死四十二人，伤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七百一十四人。虽然每一伤亡对承受它的个体都是不可挽回的不幸，但对于一场准备付出死二十万人代价的起义来说，能以不大的人员伤亡实现解放，又实在太幸运。 华沙蒙难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背后，是这个大国首脑控制整个东欧的计划。要想对任何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关键是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权。关于二战后东欧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国政权的性质，有人说它们是红军用行李车运送给各国的，此话大致不错。但运送来的政权在波兰是难以立足的。历史上，沙俄屡次瓜分波兰并且曾把她作为一个省来统治，沙俄统治者深知波兰的反抗传统。苏俄领导人斯大林也清楚了解这一点，而且目睹了整个二战期间波兰抵抗运动的有组织性和团结统一，以及抵抗力量在人民中的声望和号召力。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作为抵抗运动中坚的地下军忠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且对苏联与德国合谋入侵和残害波兰记忆犹新，有着强烈的反苏情绪。他很清楚，他们日后必将对苏联的控制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可以说，起义者落入了借德军力量为苏式政权清扫障碍、为今后一劳永逸地消除反对派的算计之中。不仅借刀杀人，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克格勃全史》，起义被德国军队镇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去扫除地下军残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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