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年末将近，大大小小的峰会总是接踵而至，远的不说，仅11月中旬的前5天，亚太地区就接连召开了三次高规格峰会——11月10-11日的中国北京APEC峰会，13-14日的缅甸仰光东亚峰会（EAS），和15-16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照例两天一出，一些“名角”不得不辛苦备至、疲于奔命，如加拿大总理哈珀因特殊原因11月11日必须出席渥太华国会山庄前举行的国殇日纪念仪式，就只能不等APEC终场便往回赶，为烈士们默哀甫毕便急匆匆收拾行李兵发澳洲去者。他远不是最辛苦的，要知道身兼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二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可是连轴转地跑齐了以上三站。

《左传》里说得好，一鼓而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的G20峰会，与会嘉宾固然是最多的，却正逢上这个“三竭”的尴尬，尽管考拉抱起来颇为可爱，头天开幕次日闭幕的两场“菲林谋杀秀”大家也能堆出一脸笑容，但峰会成功却总让人感觉到有些干巴巴的。

G20的主旨是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一起谈论全球经济治理，寻找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方法，而在这些方面，本届峰会最大的成果，是在宣言中列入“未来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应在当前预测基础上额外增加2.1%”的硬目标，以及强调“各国应吸引投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则是共同打击偷税漏税，加强对金融领域监管以避免新一轮金融危机出现、降低贸易壁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等。

然而这些次第罗列的成果、共识，恐只是“看上去很美”。

如果说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喊出“加强金融监管”的口号曾令全球感到振奋的话，如今再听见这样的老生常谈，人们恐只能一笑置之。尽管此次G20甚至列出了监管影子银行的时间表。5年过去了，金融危机的伤疤还没好，“杠杆之痛”已被忘了个八九不离十。从“次贷”到对冲基金，从金融泡沫到量化宽松，曾导致一轮轮金融危机的监管漏洞、薄弱点，如今疏漏薄弱依旧，所谓“国际金融新秩序”不过变成了一个在变革面前进两步退一步半的“老爷车”，和一个尚只具雏形的、另起的“新炉灶”，很显然，G20的初衷并非如此——人们的本意，是一个崭新的、能充分反应全球经济版图现实的金融新秩序，而不是“两个秩序”。

降低贸易壁垒和共同打击偷漏税，都是从冷战结束之初甚至更早，就一谈再谈的老话题，当然也照例是一误再误。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动辄“拖堂”的WTO专业性对话尚无能为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作秀的G20平台又能如何——别的不说，去年WTO的巴厘岛共识，“识而不共”扯皮至今，也差不多快一年了吧？

至于气候应对问题则更是如此，除了“拖堂”，东道主澳大利亚本身就是对这一话题一贯最无兴趣的国家之一，这样的“共识”，恐怕未必比此前中美两国单独达成的减排共识，更具实际价值。

甚至那个被隆重推出的“2.1%”也并不那么鼓舞人心：此前IMF总裁拉加德就对此大泼冷水，说经合组织（OECD）1.8% 的增长目标已经足够，“宣布提高增长目标不是G20需要做的事”，尽管最终的宣言把原本提议的2.0%目标上调至2.1%，但许多观察家还是提不起劲头——人们所期待G20去做的，是找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办法，而不是告诉大家“你必须让自己富足起来”，却既不告诉别人怎样才能变富，更不帮助别人真正去富起来。

此外，乌克兰危机、马航MH17航班责任追究、叙利亚和伊拉克局势等政治问题，显然对会议氛围构成压力。正如，加拿大智库G20研究组（？ G20 Research Group ?）联合负责人柯顿（John Kirton）所言，G20并非讨论解决政治危机的理想场所，相反，后者可能影响与会者在经济和全球治理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意愿。此次短短两天的峰会，“俄军舰毕竟会场”、“普京会提前退席”等传闻不胫而走，抢走了峰会不少人气。

难道G20如某些分析家所言，成了个聊胜于无的“务虚”平台？

实际上G20的理念早在1999年底就推出，但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酝酿中的“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国家”讨论合作模式，才最终酝酿成熟，并被发扬光大。可以说，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拯救了原本沦为边缘化冷门的G20概念，又是这种将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聚集一堂的平台及其讨论方式，在金融危机肆虐的最关键时刻安定了人心，从某种意义上拉了各国一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随着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缓慢消退，人们对G20平台的优势逐渐淡漠，而对其的缺陷却看得格外清晰。

或许只有当危机再度近迫，各方各面才能就“是否需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携手治理”重新达成共识，或许也只有到了那时候，G20才能重新“得救”，恢复昔日的活力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