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晋南临汾，那是一片开阔的原野，一旦踏上浑浑黄黄绵延不绝的土坡，扑进视野的是一幅幅古老纯朴和现代文明交织着的图画，沉默的耕牛，切入土中的犁铧，幽静的苹果园，蘑菇一样生长起来的炼焦炉，洒粪或点种的女人……，这一切，都裹进山坡沟梁永恒的天籁里。
　　
　　 常常在心性郁闷的时候，在写作遇到困难和对自己的写作深深怀疑的时候，我便抖掉小城的喧啸，甩脱小城的浮躁，一人来到宁静的坡里，久久地，看着劳作的农人，看看他们卑微而自信的身影，如何在黄土里作生动的点缀，如何在与土地进行着亲切又艰辛的磨合，如何将在血汗里浸泡过的种籽拌着满腔满腹的热切期盼，一起深深地植进热土地里……
　　
　　 晋南的天是十年九旱的天，黄土高坡是十分吝啬地回报它的主人，尽管主人慷慨地注给它精血，为了它不惜把腰肢弯曲成一枚枚古老执着的象形文字，最后，把苍凉的期待和麻木的肉体一起凝固在土地里。庞辱不惊，无怨无悔，一张张布满皱褶的脸，正是赖以生存的坡峁沟豁的缩写，把爱，把恨，把歌，把哭，把同命运的抗争一起柔韧地融进地老天荒里……
　　
　　 一颗恍惚而敏感的心，在土坡上被触痛了，为一张张雕塑一样沉默的脸，为黄土里执着的人生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命运。
　　
　　 这是最凡俗的魅力，凡俗里寓有深奥的大道理。
　　
　　 土地是一本字典，父老乡亲们在不知倦怠地翻阅它，在用生命品读着它。
　　
　　 面对默默耕种的乡人，自诩为笔耕者的我，时时羞愧难当。
　　
　　 我是84年读大学时发表第一篇小说的，叫《秋风萧瑟》发表在《山西文学》上，当时的责编李锐先生曾鼓励说，这是一篇表现人物命运的好作品，里面的细节尤为动人。那是一个文学处于顶峰的年代，一篇小说可以一夜走红的年代，我在学院引人注目时，也有些欣欣然了，一气又发表了《姨夫》和《在山坡，在农家小院》其《姨夫》还得到了老作家西戎的高度赞扬，说小说朴素简洁展示了民俗风情，象一幅浓浓的写意画。喜悦自不必说，满以为自己已步入作家行列了。我当时二十四、五岁，对文学的理解也浮浅得很，怎样才算揭示出人物命运，我心里并不清楚，对文学的本质也缺乏理解。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真正陷入了困惑之中，看着铺天盖地的杂志里的铺天盖地的小说，我曾经一度怀疑自己，怀疑生存的这片故土里，是否只生长小麦玉米，而生长不出硕壮的小说来。
　　
　　 困惑与痛苦之后，带来的是较为冷静的思索，是对自己心态的过滤，是踏实的读书和积累，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故土的审视与发掘。
　　
　　 思想的嬗变不是一日一时的，它需要一个艰涩的过程，像蚕儿变蛹，需要脱几层皮的。
　　
　　 岁月的步点敲打在90年代的土地上了，面目老相的我也似乎沉稳了几许，我反复叮嘱自己，写作不能急，要悠一些，要沉住气，像故里的乡人一样，地要一沟一沟地犁，麦要三行三行地割，而红薯呀山药蛋呀，要一窝一窝地刨。抱着这样的平和心度，我先后在《山西文学》、《黄河》、《人民文学》、《山花》、《清明》、《延河》、《长江文艺》、《当代小说》、《当代作家》、《青年文学》等发表了五十几个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小说《天边有颗老太阳》曾在山西一度引起关注，小说《山校》获山西文学奖，并入选山西建国五十年优秀作品集，同时，散文《婆娘们》、《北方的庄稼汉》先后被《散文选刊》选载，《婆娘们》又被《中国文学》（法文版、英文版）翻译，被收入多种版本，还获得《人民文学》1989—1993年度优秀散文奖。
　　
　　 小小的收获增加了我的许多自信，我深感有地气的滋养，有丰厚的故土作为情感依托，有一片又一片陌生的土壤有待我去拓荒和耕种，我没有理由坐在一点可怜的成绩的软垫上沾沾自喜，没有理由坐在小小的热炕头上享受二亩地一头牛的小光景的滋润。我必须放开自己的视野，尽管生活在原本就属于相对封闭的内陆山西，又在山西边缘的一隅偏远小地。我喜欢福克纳，喜欢南美的这个古怪的小老头，身在邮票大的密西西比河畔，可他的心是阔大而包容的，他的目光好长好远好深邃，能从历史透视未来。
　　
　　 如何放开目光，阔大视野，除了读书交流就是多多思考；如何使艺术的感觉保持着鲜活，不至于使自己的库存可怕地亏空，也只有一条途径，真正地扎进厚实的生活里。我得调整生活端正态度了，那一年，省作协为我请了创作假，我拥有了时间，沉到一个村里，扎扎实实住在那里。静静的天籁是怡人的音乐，静凉的山风是一把梳子，音乐怡心，梳子梳理着情绪。一颗心，能感受到土地的震颤，一双眼，目睹了乡村经历的阵痛和阵痛后的变化，新旧撞击后观念的变化是巨大的，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使这种变化显得缓慢而艰涩，许多属于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思想的范畴内的东西都将经历着一场混乱，变动，无序，扭曲和坎坷的变革……这给我的这一段深入生活，给写作和思考，提供了黄土高坡一样的丰厚土壤。
　　
　　 这期间，我先后发表了十五部中篇小说。《幽静的苹果园》等。其中《田野上的教堂》和《三月麦田》被《作品与争鸣》转载，《田野上的教堂》还在省内外激起过不大不小的波澜，《山村叙事》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1996年，全省青年作家创作丛选编和出版，我的小说集《天边有颗老太阳》被选入10册之一。这是一本典型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我把生命感悟通过小说抒发给我的乡村和田野。1998年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天地之约》。
　　
　　 2002年，省作协推荐我到鲁迅文学院参加“全国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学习，半年时间，受益匪浅，同身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作家的交流，同观念迥异的南方或沿海作家的交流，同执固沉稳的西部作家的交流，使我的文学视野也渐变得开阔起来。那时候，鲁院是一个文学舞台，不同类型的作家们和他们的文学观念都可以在那个舞台上亮相和展示，碰撞与交融。
　　
　　 我思考着文学和土地的问题，思考着变革之中的中国农业走向和农民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的问题，我发表了中篇小说《城市小麦》、《远逝的村景》和系列短篇《村韵》、《乡魂》等，其中《乡魂、二题》荣获赵树理文学奖。
　　
　　 2006年，我被评为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这对一颗有些迟暮的心，无疑是一个刺激和鞭策，我调整着自己的心态，不把签约当成压力，把其作为一巨大的动力，把深入乡村生活读书计划和创作计划科学地统一起来。一年多来，我创作出近20万字的小说和散文，其中《现代小说》发表了表达生命意识的中篇小说，《在故里的上空飞翔》之后又被《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10期转载，广东的《江门文艺》用整整10期的篇幅连载了长篇小说《古原苍茫》、《读者》原创版发表了散文《乡井》、《山西日报》、《太原日报》也刊发了系列乡土散文。近日，《中国作家》杂志来信，又定发一个中篇小说《捞河汉》，它依然是乡土题材的作品……。我爱乡土，文学能饱满地表达这一情愫。
　　
　　 其实，不必要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有哪些作品，文坛与读者能不能记住你，全靠作品本身的力量和影响。作为一个职业文学工作者，从最功利的角度讲，他应当出精品，真正的精品，而不是短期的大红大紫。
　　
　　 这期间，面对当下形形色色的文学潮流和小说形态，也着实的思考了一些文学问题。
　　
　　 如怎样理解文学的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我想，小说一旦把政治的敏感问题树立成小说的主旨，很容易把作品搞成社会问题小说，文学不应该把作品写成社会层面的东西，如昆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政治一旦过时，作品亦随之过时。如《艳阳天》主题的失败，给我们所以留下一点印象，也仅仅是个别生动的细节。又如目下的反腐小说，它不应当成为文学的一个主题，而应当把笔触深入到文化的蕴含上来。
　　
　　 怎样理解文学的道德的层面。用道德观念来树立起小说的支撑点，道德问题是一个普遍而恒久的文学载体，但它容易简单化陈旧化，如《廊桥遗梦》，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强拉婚配，或者情感欺骗，不道德不人权的东西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合法化、合理化，具有批判意识。
　　
　　 怎样理解人性人情的层面。人性是小说笔触的集中点，是需要作家去探究和挖掘的文学实质。
　　
　　 怎样理解生命意识生存状态的层面。当然它还包含着人的命运感，如《老人与海》、《热爱生活》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而《静静的顿河》、《白鹿原》和《古船》则有神秘的命运感。
　　
　　 怎样理解小说的文化与哲学层面，这是小说的最高境界。文化涵盖人类，文化可以区别这一生命和另一个生命。如《百年孤独》它能对现实人的再认识，但“文化”不能太具象不可以太直截太刻意，如：《茶人三部曲》太明显了并收不到文化表达的效果。
　　
　　 当然，要思考的东西还太多，小说观念方面的有世纪初的小说精神是什么？当前文学巨大的无力感以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理想的苍白与破灭，精神意义和终极真理的无力化，作家以感知力去领悟生活、悲悯与同情的不够；还有，文学观念和文学市场的困惑，文学感染力的价值等。
　　
　　 当然也有实际的忧郁和烦恼，如沉实的乡土作品不被刊物所重视，生活气息浓郁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如一个平庸的城市欲望的小说被编辑看好，文坛的许许多多不正之风，等等，当然，主要还是自己创作中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还有，对新一轮的自己创作的怀疑和重新审视。
　　
　　 忧虑归忧虑，每当一踏上回归故土的乡路，我的心就倏忽间纯净了许多，诸多的不快被田野的风吹散了，蓝天与白云换回一个上好的心境。深情地注视田野，注视田野上不急不躁认真耕种的乡人，我知道，我该如何对待生活，如何对待创作了。
　　
　　 农民不仅仅用力气耕种，他们在用心灵耕种着田野。
　　
　　 我完全应当像农民一样，用虔诚的心面对自己的创作，无论灾年，无论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