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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长篇小说《蛙》通过“姑姑”这个特殊人物形象，深入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的残酷戕害。“姑姑”自称是组织的走狗、信徒，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亲手接生过一万个婴儿，也亲手杀死两千八百个婴儿。新政权刚建立，在乡村推广新的接生技术，刚毕业的“姑姑”接生了高密东北乡几千名新生儿，包括王肝王胆兄妹、陈鼻、王手等人。后来搞计划生育，“姑姑”同样自愿充当“走狗”，带领计划生育工作队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强行做人流，而导致王胆等人的死亡。“文革”结束后，“姑姑”也从疯狂中恢复了。她这才发现自己当“走狗”时做了多少邪恶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赎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两千八百个小泥人，供在三面墙的龛里，为他们念佛经……这部小说生动有力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的毁灭人性的巨大伤害。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对于一名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否，都不妨碍他/她的自由阅读和理解。而作家的核心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成就上，而不是他的个人道德上。如果莫言真的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可以促进、加深世界其他国家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理解，其中的辐射，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作家身上，可以说是一件真正的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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