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农民性”。然而，歧视农民的思潮也一直广为流传，耐人寻味。莫言猛烈抨击过歧视农民的言论，对“农民意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不仅在为人与写作等方面都体现出“农民意识”的丰富与复杂，而且表达了对农民文化时而认同、弘扬，时而反思、批判的复杂立场。他的相关论述与作品，实际上体现了作家在“弘扬民族魂”还是“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彷徨。

一  莫言的“农民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小农经济”就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体现在文化品格上，“农民意识”自然就成了认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词。只是，虽然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重农”的传统，可大概自从“工业化”和“工人阶级”这些代表先进文化的词汇产生以后，“小农经济”和“农民意识”就常常成了“落后”、“封建文化”的代名词。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社会奇观：一方面，中国是个农业国，在国际现代化浪潮的催逼下，不能不急起直追现代化、工业国的伟大目标，而现代的中国革命从根本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却为了“继续革命”而严重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一方面，在政治上，“贫下中农”被看作“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经济地位却长期得不到改善，以至于无数农民的后代都渴望通过考学、当兵、务工逃离农村、进入城市，“跳农门”一词因此充满了悲壮与悲凉的意味；一方面，农民的淳朴、勤劳、善良、坚韧一直是许多文艺家讴歌的品质，“乡愁”、“寻根”成为许多文艺家创作的主题；另一方面，“农民意识”又是日常生活中明显带有自私、狭隘、目光短浅等特定语义的一个贬义词……“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批判了国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而毛泽东时而肯定农民革命的历史贡献，时而又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有关论述也表明了他对农民复杂性的认识。在这些矛盾现象的深处，实际上有一个文化课题：该如何认识“农民性”？在当代政治家、文艺家关于“农民性”的矛盾论述的后面，又可以看出怎样的文化奥秘？在一连串伤害农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以后，重新认识“农民性”显然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重新认识“国民性”的问题。因为中国至今仍然是农民占了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不是“农民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的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根深蒂固。这样的结果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从农村开始，也打开了当代人重新认识“农民性”乃至“国民性”的新思路。

出身农民的作家莫言就曾经猛烈抨击过歧视农民的言论，他指出：“我认为许多作家评论家是用小市民的意识来抨击农民意识”。他对农民意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现在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变成了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面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说到农民的“狭隘性”，他认为：“狭隘是一种气质……农民中有狭隘者，也有胸怀坦荡、仗义疏财，拿得起来放得下的英雄豪杰，而多半农民所具有的那种善良、大度、宽容，乐善好施，安于本命又与狭隘恰成反照，而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中，‘贵族’阶层中，狭隘者何其多也。”因此，他提出“要弘扬农民意识中的光明一面”。同时，他也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在中国是变种的，是烙着封建主义痕迹的”。他的这些议论都突破了“阶级论”的框框，道出了“阶级”与“人性”的彼此缠绕、鱼龙混杂。而当他的《红高粱》因为弘扬了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和“精忠报国”事迹而感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时，他也的确弘扬了中国“农民性”——“国民性”的另一面：“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读着那些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普通农民的故事，我很自然想起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想起了当代那些讴歌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刘亚洲的《陈胜》到凌力的《星星草》、寒波的《石达开》、张笑天的《太平天国》……尽管我知道，关于农民起义的是是非非、负面影响，已经有大相径庭的各种说法。

只是，在《红高粱》的续篇《高粱酒》、《狗道》里，讴歌农民英雄气的主题却常常被“颠倒的世界混沌迷茫，不灭的人性畸曲生长”之类感慨以及主人公余占鳌的一声叹息“乏透了”所取代。在这样的感慨中，好像浸透了与西方现代派文化息息相通的虚无主义情绪，其实又何尝不是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中的麻木、冷漠幽灵在当代的重现！——在与《红高粱》、《高粱酒》、《狗道》几乎同时发表的《枯河》、《筑路》、《草鞋窨子》里，就充满了对麻木、冷漠、贪婪、残忍的“国民劣根性”的无情批判与叹息。如此说来，莫言来自农民，有着农民的自尊，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无视农民的弱点。其实，那些弱点又岂止只是农民的弱点？士农工商，哪个阶层中没有麻木、冷漠的人们？而且，麻木、冷漠又岂止只是“国民劣根性”？！许多“国民劣根性”其实不也与“人性恶”紧密相联吗？

二  莫言的“农民意识”四层次

莫言的“农民意识”有哪些表现？值得研究。

综而观之，莫言的“农民意识”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率真的世俗姿态。莫言刚出名时就承认：“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后来，他进一步坦承自己“当初想当作家，就为了一天能吃上三顿饺子！”堪称朴实，也令人叹息。在那个吃不饱饭的革命年代里，这样的文学动机浸透了悲凉！在那个吃不饱饭还做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埋葬一切帝、修、反”的迷梦、说大话、空话、假话成风的荒唐年代里，这样的文学动机也显示了农民子弟的率真与叛逆。

二是农民的欣赏趣味。广大农民是喜欢“重口味”的故事的。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混合了“英雄故事”与“暴力叙事”的文学经典，到《聊斋志异》那样的“魔幻”叙事，都是因为凝聚了中国民众的“重口味”欣赏习惯才长期受到他们的欢迎的。莫言亦然。他从小就看过《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熟悉到“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还读过《青春之歌》、《三家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红色经典”。而且，对《三家巷》中关于美丽少女区桃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关于冬妮娅的爱情描写印象极深，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眼前老是晃动着美丽少女区桃的影子，手不由自主地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区桃”；保尔与冬妮娅的爱情故事也使他“梦绕魂牵，跟得了相思病差不多。”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切地写出了少年莫言的青春苦闷，同时也道出了在“文革”那个禁欲的年代里，无数青少年从焚书的浩劫中偷偷保留下来的文学名着中了解何谓爱情的历史真情。莫言的小说不避火辣、“重口味”的爱情描写，从《红高粱》中着名的“野合”场面到《丰乳肥臀》标题的惊世骇俗以及小说对农村妇女叛逆形象的“重口味”刻画，再到《檀香刑》对酷刑的渲染，都在当代小说中格外引人注目，也充分体现了莫言的“重口味”个性。也正是因此，他成名不久就已经引起了评论家的非议。例如艾晓明的评论《惊愕？恶心？沉思》就在充分肯定了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的成就同时，道出了阅读中的“恶心”感；李陀也指出了莫言的《红高粱》“混合着崇高与粗鄙”，其中张扬的生命力“甚至带有一种粗野的、原始的色彩”的特色。这些批评在切中肯綮的同时，也足以使人联想到作家乃至许多中国人都有的审美趣味：还原生活的“原生态”直至不避粗俗，不惧惊悚，从而表现出“中国式率真”。虽然，中国的正统审美理想是“温柔敦厚”、“思无邪”，可从《韩非子》、《世说新语》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是不乏对阴暗、怪诞、暴烈、淫邪、惊悚的痴迷渲染的。

三是农民的狡黠。所谓“农民的狡黠”，指的是不拘泥礼教，不迂腐，在上天入地的灵活中，获取利益。小时候，莫言就偷喝父亲的酒，而且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会“每次偷喝罢，便从水缸里舀来凉水灌到瓶中。”成为作家以后，他佩服美国作家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两座灼热的高炉》；可就在同时，在他发表的创作谈《黔驴之鸣》中，他又写道：“我现在恨不得飞跑着逃离马尔克斯、福克纳。”多年以后，他在美国演讲，更放言成名之前读了福克纳的名着《喧哗与骚动》以后“心中不以为然”的体会，感到自己“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之下”。可见他在学习、佩服的同时就已经有了逃离的意识、超越的胆量。《丰乳肥臀》出版后很快受到了措辞严厉的声讨，当时莫言没有辩解，但他心里是不服气的。有他后来的回应为证：“你可以不读我所有的书，但不能不读我的《丰乳肥臀》。”事过情迁几年后，他多次这么说。他甚至这样反击对《丰乳肥臀》的批判：“封建主义那套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其实还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所以我的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激怒了许多人就是很正常的了。”他的聪明与固执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农民都知道“钓鱼不在急水滩”，“出水才看两腿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还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四是农民的叛逆冲动。在莫言的作品中，除了对于农民生存状态的生动描绘以外，还应该特别提到他对于农民反抗精神的渲染。

莫言的爷爷就很有反抗精神。莫言曾经回忆说：“我爷爷是个很保守的人，对人民公社心怀抵触。……爷爷没在人民公社干一天活……他发誓不到社里去干活。干部上门来动员，软硬兼施，他软硬不吃，有点顽固不化的意思。他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莫言”这个笔名就来自对自己喜欢说话的警诫。尽管如此，作家仍然“改不了喜欢说话的毛病。为此我把文坛上的许多人都得罪了，因为我喜欢说的是真话。”作家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作家常常以惊世骇俗的文学风格挑战读者的审美习惯，以不同凡响的故事挑战某些“禁区”，并因此搅起非议与争鸣，也体现了作家性格中的叛逆性。他在《红高粱》中讴歌祖辈“杀人越货，精忠报国”那“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在《丰乳肥臀》中尽情赞美了母亲的叛逆性格和司马库敢作敢当、侠肝义胆的豪气，也都体现了莫言对独往独来的民间英雄的无限神往。

谈到中国农民，“淳朴”、“善良”、“能忍”或 “狭隘”、“麻木”、“狡黠”是人们常常想到的词。其实，中国农民也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一群人。研究表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频率之高、规模之大，举世罕见。他们常常在一夜之间就掀起了改变历史的狂飙。

在《红高粱》发表两年后的1988年，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小说是根据1986年山东苍山县的一起民变写成。农民们响应县政府号召种蒜薹并获得了丰收，却因政府任意征税、压低收购价格而损失惨重。加上县长、乡党委书记的麻木无情终于激怒了大家，人们自发包围了乡政府，打砸一气，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绘暴动的过程，而是通过几个参与了闹事的农民被捕以后的遭遇写出了他们的悲愤与绝望：“反正是我也活够了……”“我窝囊了半辈子，窝囊够了！”“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我求你们枪毙我！”小说通过辩护人之口道出了1980年代已经出现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农村经济改革带给农民的好处，正在逐步被蚕食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聩的政治！”“这些干部，是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封建寄生虫！所以，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最后，闹事的农民被捕，而县政府领导在受到处分后调任他职的结局也令人长叹。虽然，《天堂蒜薹之歌》的文学成就与影响显然不能与《红高粱》相比，但其中交织的复杂情绪却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代作家不同于鲁迅那一代人和赵树理那一代人对于“农民性”的深刻理解：农民是顺从的也在被伤害以后敢于抗争；农民的抗争是悲壮的也是绝望的……“农民问题”，这个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社会难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还是人性问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罢，“闹革命”也罢，“包产到户”也罢，到头来为什么还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