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有许多作家来自乡村。无论是高晓声、贾平凹、路遥、莫言、刘震云、阎连科、迟子建那样的“乡下人”，还是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梁晓声、马原、王安忆、铁凝、阿城、池莉那样下过乡的知识青年，都与乡村有过深厚的精神联系，因此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农民的烙印。中国作家的农民性，值得深入研究。

三   莫言与农民的“酒神精神”

莫言的敢写、敢说，体现了他的个性。可以称之为“酒神酒神”；也可称之为“匪气”。既然他对于余占鳌、司马库是那样的欣赏。

而当代作家中写酒最有成就的，莫言应该算一个。

在1986年发表《红高粱》之前，莫言的小说是追求空灵、朦胧的风格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都显示了他关于“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的追求。但从《红高粱》开始，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一直到《丰乳肥臀》、《酒国》，一篇篇都散发着浓烈的酒香。作家生动刻画了中国农民“那种英勇无畏、狂放不羁的响马精神”，而那精神在相当程度是与酒有关。“酒使人性格豪爽，侠肝义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酒也使人放浪形骸，醉生梦死，腐化堕落，水性扬花。”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借酒浇愁或者助兴、率性而活的故事里，体现出作家对于酒与人生、酒与历史的神奇感悟与浩叹。

作家曾经自道：他从小就馋酒，偷酒喝，在喝了酒后的兴奋状态中“抬头看天，看到了传说中的凤凰；低头看地，地上奔跑着麒麟；歪头看河，河里冒出了一片片荷花。荷花肥大如笸箩的叶片上，坐着一些戴着红肚兜兜的男孩。男孩的怀里，一律抱着条金翅赤尾的大鲤鱼……”在这样的回忆中，已经不难看出莫言感觉奇特的个性了。他的作品富于想象力，风格泼辣瑰丽，在他自己看来，是因为“我的情感、思维也从来没有清晰过”。而这样的思维，正好与醉酒的状态相似。因此，不妨称之为“狂态思维”或“醉态思维”吧，在这方面，莫言“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状态，与草书书法中“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品格，可谓一脉相传。在他的创作体会中，想象力、“浮想联翩，类似精神错乱”，“文学应该百无禁忌……在荒诞中说出的道理往往并不荒诞，犹如酒后吐真言。”

但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那一年也是思想界、文学界的“酒神精神”高扬之年。“尼采热”就陡涨于1986年。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就出版于1986年，并很快风靡青年学子；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快乐的科学》、《瞧！这个人》等书的中文版也都在1986年出版，推动了“尼采热”的升温。尼采宣告“上帝已死”，正好表达了当代中国人“现代神话已经终结”的心声；尼采倡导“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暴”，恰好迎合了当代中国人生命意志觉醒、欲望膨胀、情绪浮躁的心态。也是在1986年，“性文学”的风潮震撼了文坛：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这样的小说，还有苏晓康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都因为深刻剖析了人们的性困惑、性心理而风靡一时，也令卫道士们瞠目。还是在1986年，崔健的摇滚乐震撼了乐坛，并掀起了影响久远的“摇滚乐热”；许多诗人们也像李白一样狂欢纵酒、乘着酒兴疯狂写诗；不少作家争相以追逐粗鄙化为新的时尚（评论界就认为，“新写实小说”的发轫之作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而该作也就发表于1986年）……此外，因为“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之类“体脑倒挂”现象的涌现，因为“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扩张”的“下海热”的高涨，新的“读书无用论”像瘟疫一样流行开来，人们在“先富起来”的欲望驱使下争先恐后地下海，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迅速爆发，犯罪率直线上升……一切，都是当代中国人“酒神精神”空前高扬的体现。

中国人吃够了禁欲的苦头，在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下，要尝尝放纵自我的滋味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红高粱》应运而生，并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我还想强调的是，莫言在《红高粱》中写出了“酒神精神”的新境界——如果说在尼采那里，“酒神精神”是“超人”的专利，那么到了莫言这里，“酒神精神”本来就是普通中国人的常见活法。而当莫言酣畅淋漓地写出了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时，他也就在有意无意间挑战了尼采关于“酒神精神”是“超人”的专利的狂言。君不见，放眼世界，还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创造了那么琳琅满目的酒以及那么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不错，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也是“温良恭俭让”。然而，这显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中国自古多名士、多土匪、多特立独行的奇人、多敢作敢当的侠客，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面：酷爱自由、崇尚个性、狂放不羁、逞性而活。

《红高粱》的浪漫气息感染了许多人，包括电影导演张艺谋。张艺谋“特推崇尼采所高扬的‘酒神’精神”。他根据小说《红高粱》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就显示了他对尼采的认同，也显示了他对中国民间活法的认同：“中国人应该活得舒展些。我们的祖上曾经是有声有色的，活得洒脱，死得痛快，但近几百年快折腾没了。今天我们要强起来，除了经济实力以外，重要的是心态的振奋。我想表现人一种本质的对生命的爱、对践踏生命者（日寇是其象征）的恨，想唱出一曲对具有理想色彩的人格的赞歌。”电影《红高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殊荣，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块里程碑，也成为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感动世界的一个绝妙象征。

只是，值得注意的还有，莫言在赞美了祖辈的“酒神精神”后不久又注意到了酒的负面作用。因为常常醉酒，他“对酒厌恶了”；更因为注意到“酒场成了干部们的狂欢节，成了勾心斗角的战场……成了罪恶的渊薮；而大多数中国人的饮酒，也变成了一种公然的堕落。尤其是那些耗费着民脂民膏的官宴，更是洋溢着王朝末日奢靡之气”，加上那些假酒、毒酒、迷魂酒的层出不穷，作家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论：“酒酒酒，你的名字叫腐败；你的品格是邪恶。你与鸦片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了。”有感于此，他写了长篇小说《酒国》，“试图清算一下酒的罪恶，唤醒醉乡中的人们”。为写此书，他“钻研了大量的有关酿酒与饮酒的着作，方知看似简单的酒，其实是一门深奥的大学问。”而他试图“唤醒醉乡中的人们”的努力，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当然是落空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莫言把当代官场上人酗酒、狂欢的乱局写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程度：一位侦察员去酒国市调查当地官员“杀食婴儿”的案件，自己却终于抵抗不了当地酒色的诱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最终送命。而酒国官员的为官之道，也就在胡吃海喝的惊人酒量、以及玩弄各种手段对付上司的胡闹中。这样，侦察员的失职与官员们的腐败共同烘托出一个忧患的主题：纵酒使人疯狂；纵酒人误事；纵酒使公务员腐败。这样的主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显然具有警世的典型意义。

从爱酒、嗜酒到恨酒、厌酒，莫言的情绪急转直下。这也体现出莫言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上下求索，变动无常，今是昨非，不断否定，同时在不断否定自我中实现不断超越。是啊，中国的“酒神精神”、中国的“酒文化”，其功过是非，实在一言难尽！就如同中国的“农民文化”、“农民意识”一样博大精深也无比复杂。

四  莫言对“新农民”的质疑与反思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建设“新”社会、培养一代“新人”一直是革命家、教育家、文学家孜孜以求的梦想。在毛泽东时代，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都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去发现、刻画那些摆脱了“小农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们笔下的王金生、范灵芝（《三里湾》）、刘雨生（《山乡巨变》）、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焦淑红（《艳阳天》）无疑是那个时代一批淳朴、善良、勤劳、积极上进、奔社会主义前程的农民的缩影。只是，当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极左思潮的引导下误入歧途以后，他们的热情才显示出了深刻的悲剧意味。如何从他们的悲剧中汲取“改造国民性”的教训？这个问题贯穿了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直到近年来“新乡土文学”的深长思考中。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贤亮的《河的子孙》、蒋子龙的《燕赵悲歌》……一直到乔典运的《村魂》、矫健的《河魂》、刘醒龙的《村支书》，都因此而发人深省。《李顺大造屋》的主人公李顺大是“跟跟派”，可紧跟革命运动的结果是一无所有、蹉跎了岁月；而《河的子孙》的主人公魏天贵则以“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的狡黠应付运动、保护乡亲们，显示了传统（或读作“国民性”？）的强大与坚韧；《燕赵悲歌》的主人公武耕新（原型是已故天津大邱庄改革的掌门人禹作敏）甚至是从地主赵国璞的发家史那里得到了改革的灵感：走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的道路，最终因此带领全村人致富，他的改革与成功经验耐人寻味——“改造国民性”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前人（哪怕是地主）的成功经验，真抓实干，致富了就一通百通；而《村魂》的主人公张老七“时时事事听上级的话”，“宁可他哄咱，咱也不能糊弄他”，“不仅自己没有沾过一根柴禾的光，也不许自己领导的社员有私心杂念，一颗心正直得比木匠打的墨线还直”，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好心没有好报”？他的认真、严格与大家的利益发生了矛盾，他就成为了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必败无疑；还有《河魂》中的二爷“一辈子就恪守‘忠’字”，“除了上级，他就不肯听别人的了。”却终于因此吃了大亏，还是回归了传统的中庸之道——“你要精，你就别跟得太紧，不先不后，夹在中间就行。”如此说来，传统的力量实在强大，可他为什么仍然对土地承包以后以“金钱刺激”推动生产的做法感到不满？还有《村支书》的主人公方建国则集中体现了善良、正直、急公好义的传统美德（或读作“社会主义精神”）在商品经济大潮高涨中渐渐沉沦的危机，实际上也就道出了在巨变的时代里相当多淳朴、善良的人们不适应新形势的困惑与悲哀。

到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更是为那些紧跟形势、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到头来却面临着灵魂的痛苦、亲情的失落的“新人”提供了一面无情的镜子。小说主人公姑姑（万心）是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对她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这一句话，是对于多少积极上进、无私奉献的“新农民”悲剧人生的概括！一方面，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必须严格贯彻；另一方面，那些灭绝人性的“土政策”却将人们逼上绝路——“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而“搞计划生育的人，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社会矛盾因此激化；又一方面，姑姑为了工作天不怕地不怕，“出力、卖命，挨骂、挨打，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可“发生一点事故，领导不但不为我们撑腰，反而站在那些刁民泼妇一边！”她最终因此寒了心，渐渐开始反省、直至经常忏悔自己的过错与罪孽；再一方面，“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大量的“黑孩子”依然顶着重重的压力出生，防不胜防……作家就这样写出了时代的无奈（不能不实行计划生育）、人的无奈（积极执行政策的结果是悲剧；想方设法抵制的结果仍然是悲剧层出不穷）。在中国，这样的悲剧常常就猝不及防地接连上演了。如果说，那些千方百计躲避、抵抗“革命洪流”的人们内心里还能保留一点对于自己或者家庭的无愧之情，那么，那些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了自我乃至亲人的利益、到头来却不得不直面梦想幻灭，事过情迁，自己也痛悔前非的残酷人生的那些“新人”，他们内心的痛苦又有谁能分担？也许，中国农村中不乏善始善终、运气不错的“新人”（例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都是几十年红旗不倒的范例），也有很多保持了传统美德和平常心的普通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度过了非常岁月；但那些因为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最终收获了人生苦果的“新人”，他们的反思或者沉默、忏悔或者麻木，才格外令人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