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屠格涅夫的短篇杰作《木木》里，又聋又哑、力大无比的农奴格拉希姆被突然从他喜爱的乡间带到城里帮太太院子，不习惯新生活，有这么一段描写：

　　“他感到烦闷，摸不着头脑，就像一头强壮的小公牛正在一块茂密的青草长得跟它的肚子一般高的牧场上吃草，不料突然被人牵走，塞进铁路上的货车里，不禁感到莫名其妙……格拉希姆干惯了繁重的农活，新职务让他干的活儿如同儿戏，每天只花半个小时他的活儿全干完了，他只好站在院子中间，张着嘴，看着过往行人，似乎想从他们那儿探出一个造成他目前这种莫名其妙状况的答案来。有时他突然跑到某个角落，把扫帚和铁锹扔得远远的，扑倒在地上，像一头困兽一样，一动不动地趴上几个钟头……”

　　我们可能从未见过装进车厢的小牛，对农奴毫无概念，但这段细节描写让我们感到万分逼真。至于是否真有其人根本不重要，重点在于，我们感到小牛被装上火车就会惶惑，我们相信如果真有格拉希姆这样的人，他必定就是这么想、这么趴在地上几个钟头……我们根本不需要向现实找对照，因为除了眼前可见的现实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判断标准：逻辑上的、情感上的合理性。

　　我们再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契诃夫写《万卡》时的情景。他脑海中存有这么一个影像，一个小学徒或是一个眼神胆怯却温暖、衣服破烂的乡村孩童。他也见过一个带着狗巡夜的老头儿，嗓门洪亮地和女厨子开玩笑，令他印象颇深。于是，他把他们想象成一对祖孙。他脑海里浮现出较为清晰的形象：一个学徒小孩儿，一个乡下爷爷，一封信……他发挥他精细入微的想象力，他回想当自己是一个孩子时会怎么想事情，他不时观看想象中的万卡，又不时把自己放在万卡的位置，感受他感受的饥饿、恐惧、想念家乡……在写作过程中，他时刻检验着那些想法、那些话是否应出自于这样一个孩子的口中，如果其中有哪句话像是某个店主的儿子才会说的话，他就赶快把它划掉……他动用他有关小孩儿、老人、工匠及各种常识的经验，这些貌似零碎杂乱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突然以一种微妙的内在逻辑严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为我们的作者提供依据，提供他苛刻地遵循的“真实”标准。他写道：

　　“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你问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要吧，就说是给万卡的。”

　　万卡身在痛苦之中，仍向往着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孩童的欢乐，这多么真实！因为这正是孩子的稚气和纯真。万卡是个孤儿，契诃夫不能让他像有父母疼爱、可以撒娇的小孩儿那样说话，于是，他如此写万卡的哀求：

　　“你来吧，亲爱的爷爷……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气闷得没法说，老是哭……”

　　最后，作者给我们最“真实”的一击，也是最让人心碎的一击，万卡在信封上写道：“寄 乡下爷爷收”。

　　有一类作家善写某一类人，通常是和自己类似的人，譬如卡佛，他写早婚者、酗酒者、被家庭和生活诸种压力弄得弯曲、绝望的人……这种作家当然很好，他从自我经历汲取灵感，真实地表达了，准确地呈现了，而且形成一种强烈的风格。但还有一类作家，譬如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诃夫、福克纳、鲁迅、卡尔维诺……他们写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生活，同样能抓住其最具文学性的特点，写得准确、真实、具有风格，这无疑是更令人敬佩的、善于萃取经验的大师。

　　读契诃夫笔下的万卡，读他那位只能把自己的忧伤告诉他的马的老马车夫，能令我们产生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性的共鸣，因为我们可把这悲怆之感联想到任何人身上。我相信这就是大诗人艾略特极力推崇的“非个人化”的艺术感情，正因为它的非个人化、它和作者本人经历与爱憎的距离，它才具备了到达更多人灵魂深处的、普遍性的魔力。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一种更辽阔的心智，为了从对万物的体贴中获得悲悯与洞悉的能力，作为作者的我们不仅不能紧紧依附于个人的经历，甚至要挣脱这种个人经历的束缚，挣脱我们眼前的那一点儿现实，从更深邃、复杂的众多源泉中获取可转化为艺术的经验，我们最好有历史感，有人类感，甚至有那种与宇宙万物紧密相连的生命感。

　　作为读者，我们无需查证契诃夫作品中描写的俄国现实，就可以认定它真实。这正是小说自我建立的真实感，是小说最本质的真实感，也是最难达到的真实感。它要说服的不仅是我们善于怀疑的逻辑，我们挑剔的感受力，还有我们几乎被缺乏想象的“传记式”小说埋葬掉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