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继欧阳修之后主盟北宋文坛，与欧阳修一样，以发现、提携文学新人为己任。他在《答李昭玘书》中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这四人，都是由于苏轼的赏识、表扬而知名于世，故时人把他们看作苏轼门下的弟子，因他们四人当时都在馆阁任职，世称“学士”，故而称他们为苏门四学士。

四人在政治上苏轼同命运，共进退，对变法态度大致与苏轼相同。宋哲宗绍圣初年贬逐旧党人士，苏轼被贬到惠州（今广东境内），后来又流放到海南岛。四学士坐元佑党籍，也先后被贬，最后或在流放中死去，或在长期赋闲之后去世。

四学士在政治上保持了一致的步调，但在文学上却是各呈才华。严格地说，四学士并非同一个文学流派，只能算是有共同思想趋向的文人集团。本来，苏轼对文学创作从来不专注一格。他认为风格单一是文学的大患，所以特别鼓励门人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发展独特的文学风格。他在《答张文潜》书中认为王安石文虽好，但“欲以其学同天下”，结果使文学变得单调贫乏，“弥望皆黄茅白苇”。他希望改变这种状况，造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并认为四学士能当此重任。在苏轼的鼓励的培养下，苏门形成了一种容纳众长、平等切磋的良好风气。四学士也得以各尽其才，在创作上各擅胜场，充分发展了各自的艺术个性。张耒曾在《赠李德载》诗中形容过苏门师友间各种文学风格同存共荣的盛况：

长翁波涛万顷陂，少翁巉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蒨藻舒桃李，晁论峥嵘走金玉。六公文字满人间，君欲高飞附鸿鹄。

四学士中，就诗歌的成就和影响而论，黄山谷的名气最大。山谷在宋诗中是个性突出的大家，与苏轼并称“苏黄”，常有人把山谷诗的艺术风格看作整个宋诗的代表。宋代诗人在唐诗的高峰面前，一方面注意从唐诗汲取营养，一方面努力独辟蹊径，写出特色。山谷尤其重视艺术上的独创，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所以山谷诗就特有一种挺峭瘦硬的骨力和苦涩返甘的韵味。

张耒也擅长诗歌，他主要学习白居易和张籍。在四学士中，他是写作关怀民生疾苦诗歌最多的一个，而且内容相当丰富。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了唐代新乐府运动的精神。张耒诗语言上力求平易自然，而又能达到词浅意深的境界，尤其是一些写景抒情的近体诗。如《偶题》：“相逢记得画桥头，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谓无情即无语，春风传意水传愁。”春花春柳形容她的神态，春风春水传达她无言的深情，全是即景传情，信手拈来，如行云流水一般舒畅。晃补之曾形容张耒诗的这种独特风格说：“君诗容易不着意，忽似春风开百花。”

如果说四学士中，在诗歌方面以山谷影响最大的话，那么在词的创作上，理所当然地当推秦观为第一了。苏轼变革宋词风，创豪放派词（大江东去，浪滔尽，千古风流人物……）。秦观作为苏轼门人，却很少受苏词的影响，而是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继晏、欧、柳永等词人之后，把北宋婉约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声誉极高，后人亦把他看作是宋词大家。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的词“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

四学士中，词风最与苏轼相近的是晃补之。当时曾有人指责苏词不能入律歌唱，晃补之便反驳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可见他对苏词的创新精神是有正确认知的。而他自己作词，也有意识地学习苏轼。不少作品写得坦荡磊落，时见奇气，题材也较为多样。即使写男女之情，也很少作绮艳之语，能以清丽辞色，屏去柔靡之音。这一点最不同于一般婉约词，而与苏轼相近。宋王灼《碧鸡漫志》说晁词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后来甚至有人主张学东坡词要从晁词入手。

除诗词之外，四学士的文在当时也是声誉甚高。山谷的题跋和尺牍，历来受人推崇。他们议论文字和写景记事也有一定的成就。南宋人所编选的《苏门六君子文粹》，就以四学士的文章为主，这个选本在南宋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四学士在政治上北宋党争的牺牲品，终北宋之世，他们在政治上所受的迫害一直未断。但他们立身处世的高风亮节，一直受到世人景仰。北宋末，宋徽宗下诏立“元佑奸党碑”，二苏和四学士都列名其上。他们的着作也遭禁毁。但无论禁令多严，也未能阻止他们作品在暗中流传。统治者的迫害，并没有影响他们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他们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和深远影响，更不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纸禁令所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