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圈内，刘震云被尊称为“刘老师”；在记者笔下，他常被描绘成“拎上一桶泥子便成为民工，披上袄袖着手便成为村头张望的河南弟兄”。然而，他自己却笑称自己是“瓜农”。
　　
　　如同勤勉的农民收获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河南作家刘震云也会收获一季又一季的“瓜”，然后，推到集市上吆喝着卖。不同的是，他的“瓜”是文学作品。
　　
　　从《一地鸡毛》到《手机》，再到即将粉墨登场的贺岁片《我叫刘跃进》，20多年来，刘震云的“瓜”卖得越来越红火，吆喝声也越来越响亮。不仅如此，他还跟着剧组四处打秋风、作秀，甚至自降身份跑龙套，扮演大打哈欠没有一句台词的“麻将男”，简直是“不务正业”！
　　
　　在约定时间前15分钟，“瓜农”飘然而至。上身是粗布对襟中式大褂，下身是宽大的布裤，体形瘦削，面容清癯。如同过去的账房先生或者掌柜，左手夹着一只正在燃烧的香烟，右手掌心托着一个——不是账簿夹子，而是一款新型手机。
　　
　　不能不深受刺激。这位“手机”事件的“操作者”，竟然没有丝毫心理障碍。要知道，通过这个小小物品，刘震云捞了许多好处，也惹了N多麻烦。夫妻因他反目，朋友因他猜忌。有人说他毒，也有人骂他是“孙子”，更多人埋怨“本来开会那么好的理由，现在却不能用了”。
　　
　　口水汹涌，他却心安理得。他继续每天跑5公里，继续独自旅行，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他想挣脱都市，回归那个土得掉渣的本色庄稼汉形象：蹲在田头看庄稼长势，挤在油腻腻的夜摊旁，操着流利的乡音，与乡亲们打成一片。这，便是他心中趣味生活的至高点。
　　
　　关键词：河南幽默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这玩笑开得有些过分。
　　
　　北京人的幽默是“表儿”，河南人的幽默是“里儿”。
　　
　　《读者》（原创版）：中国人是讲究乡愁的。你的作品里有丰富的中原符号，比如胡辣汤、羊肉烩面。如果故乡是艺术创作“原风景”的话，河南是否也是你文学创作的“原风景”？
　　
　　刘震云：“原风景”相当准确。故乡是我们眼中第一幅风景，人生路上所有风景都是基于“原风景”衍生展开，形成我们的坐标。直到现在，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我都会不自觉地搬出故乡进行衡量，比如东西南北、善恶美丑等。河南，对我的作品有致命影响。
　　
　　《读者》（原创版）：除了中原符号，你的另一张标签是“幽默”。同样描写乡土，余华笔下是荒诞，路遥笔下是苦难，莫言笔下是厚重，你的笔下却是幽默。
　　
　　刘震云：它也来自河南。河南人最大的个性特征便是幽默，而且这种幽默不是田间地头、炕头的单纯生活，而是产生于深厚的文化积淀。直到现在，河南农村的很多方言还沿用古语。幽默不是简单的耍嘴逗乐儿，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比如河南人串门，如果恰好主人在吃饭，随口问：“吃了没？”他的回答往往不是“吃了”，也不是“没吃”，而是“您先吃”。如果没有诚意让饭，主人会故意说：“又吃过饭来了？”（笑）
　　
　　《读者》（原创版）：似乎是一场误会，许多人还以为“刘氏幽默”是基于你多年京城生活的熏陶，属于京式幽默。
　　
　　刘震云：不不不。我觉得河南人比北京人幽默得多。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浅薄，如同秋风扫落叶，来势汹汹却不留痕迹。河南人的幽默则像一座雪山，外表不动声色，精华深埋其中。我认为世人分两类，一类是有趣的人，一类是没有趣的人，后者占90％。有趣的人也分两类，一类是他一说话你就会笑，还有一类是他说话时你没笑，可是一出门，你“扑哧”笑了，晚上躺被窝里，回头一想，又“扑哧”笑了。第二次笑与第一次笑不一样，第一次笑细节，第二次笑整体。在这点上，河南人特别擅长。他会一本正经地讲述一件事，态度非常严肃，有时甚至会把对方说哭。但哭着哭着可能“扑哧”笑了，回到家后，又“扑哧”笑了。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幽默，也是我所追求的幽默效果。
　　
　　关键词：鲁迅拧巴汴梁
　　
　　与作品相遇，就是一起结伴去汴梁。
　　
　　与鲁迅的写作动因相同，都是被生活“拧巴”了，所以“何以解忧，唯有写作”。
　　
　　《读者》（原创版）：或许由于你致力于挖掘中国人阿Q式的幽默精神，于不动声色中揭示人性的疮疤与荒谬，很多读者认为你是“鲁迅式”的作家。
　　
　　刘震云：我觉得起码有一点，我和鲁迅有缘。“文化大革命”时，我母亲在供销社卖酱油，旁边有一个书店。母亲不识字，学认字时，伸手抓起来的书便是鲁迅的。因为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的书能读，一位是毛泽东，另一位便是鲁迅。所以，她文化不高，但起点不低。
　　
　　前些年，我妈问我：“鲁迅在你们这行里，算‘大盖儿’（方言，指‘一线’）吗？”我说算。妈说：“你们这一行是最容易的。”我问为什么。她说：“我看过鲁迅的书啊，‘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亏我不会写字，如果会，我也能写‘供销社有两口大缸，一缸是酱油，另一缸还是酱油’。”（笑）我认为，她对鲁迅的认识非常准确。
　　
　　在我看来，鲁迅与同时代作家最大的区别是“写作动机”。别人写作可能是出于对生活的感动，但鲁迅写作不是因为感动，而是生活“拧巴”了他。
　　
　　比如我的作品《手机》《我叫刘跃进》《温故1942》等等，都是因为生活“拧巴”了我。如果不把这种“拧巴”通过一种途径“拧巴”回来，我会得忧郁症的。
　　
　　《读者》（原创版）：什么是“拧巴”？生活中，最让你“拧巴”的事是什么？
　　
　　刘震云：“拧巴”一般来说都没大事，全是琐碎小事。但这些小事堆积起来便是大事，所有人的小事堆积起来便是生活，是整个世界。不信你看看，每天我们身边的芸芸众生，脑子基本全是乱的。我们能把一件事情彻底说清楚吗？说不清楚。我们能把一件事情一次性做对吗？我们这个民族办不到。我们总是做错了回头“找巴”（修改），“找巴找巴”又错了，再进行第三次“找巴”。这便是中国人的本事。
　　
　　《读者》（原创版）：视力好的人并不一定快乐，因为看到太多“拧巴”。比如写《手机》时，你清晰地看到人性的荒诞及虚虚实实，并把它“拧巴”回来，心，会不会痛苦？
　　
　　刘震云：正相反，很快乐。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件困难事，反倒是件愉快的事，因为你把一件拧巴的事情往回拧巴，这多快乐呀。写作的艰难不在于写，而在于下一个要写的东西没被找到。
　　
　　《读者》（原创版）：作品对你来说是“找”的吗？如何寻找？找不到怎么办？
　　
　　刘震云：我与作品相遇是一种缘分，就好像我打算去汴梁，在路上恰好邂逅一个人，住脚一问，竟然也是去汴梁的，于是站在河边柳树下抽会儿烟，聊聊还挺投脾气，于是结伴同行。这是一种非常温暖的关系，两人边走边聊，家长里短、村里村外、家事国事，话题越来越深入、透彻。到了汴梁，再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我与作品便是这种关系，没有刻意追求，只是一场相遇相知。当然，赶路找不到伴儿时，我会痛苦孤独。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却是：“何以解忧，唯有写作。”过去我一直不敢说，怕别人说我有病。（笑）
　　
　　关键词：影视圈文学圈
　　
　　艺术无高低，文学不比影视高。
　　
　　没有一个地方比影视圈或者文学圈浑浊，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两个圈子更清澈。
　　
　　《读者》（原创版）：去年年底，在网络盛传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你排名第25位。从“作家”到“富豪作家”，在公众眼中，你仿佛沾了影视的光。
　　
　　刘震云：电影对我来说，同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实我的小说改不改编成电影，无可无不可。就像我偶然邂逅书里的主人公，我们结伴去汴梁，走着走着，突然又在下一棵柳树处遇到另一个有缘人，于是三人结伴同行。只是这个人是导演而已，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其实即便没有遇到第三个人，我也很满意，也会走到汴梁，因为已经拥有一个同路人了。多一个人，只会热闹一些而已。
　　
　　《读者》（原创版）：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家为数不少，但多数与影视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比如赵本夫曾经说：“书是我的，电影是冯小刚的。”然而，你却与影视圈非常贴近，难道你不担心，与浮躁的影视圈太近，会令自己的文学创作受影响？
　　
　　刘震云：这里有三个层面。第一，不是我贴近影视圈，而是影视圈贴近了我。第二，影视圈浮躁，我们的生活浮躁不浮躁？我们文学圈浮躁不浮躁？中国真正的好作家有几个呢？写的不都是废纸吗？（激动，用手指敲桌子）中国文学界是特别味同嚼蜡的群体，毫无趣味！我和他们在一起，是一样的没劲！
　　
　　但是毛主席不是说了吗，人要到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去。影视圈是不是生活？圈内生活与圈外生活有什么区别？接受采访叫生活，回家吃饭叫生活，影视圈的生活与这些生活没有任何区别，有着同样的拧巴，同样的荒谬。
　　
　　另外，影视圈的人有一个可贵的特性。剧组是一个临时组织，旗帜一旦竖起来，人群呼啸而来；一旦倒下，人群呼啸而去，如鸟兽散。在这个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过程中，人性的表现来不及含蓄，特别直接。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比影视圈或者文学圈浑浊，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两个圈子更清澈。这种既浑浊又清澈的地方，却是观察人性的最好场合。
　　
　　《读者》（原创版）：可是身为一名著名作家，不集中精力搞创作，反倒跟着剧组四处“作秀”、跑龙套，有没有听到一种“不务正业”的批评声？
　　
　　刘震云：你瞧，这便是中国人特别封建、保守、浅薄、虚伪的见识。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文学在文本意义上比电影要高。朋友，错了！
　　
　　艺术形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李白杜甫写诗时，唐诗是被人看不起的，那时当道的是六朝骈文；当宋朝人写词时，词也被人看不起，那时候兴的是诗；到了清朝，写小说就更被人看不起了。怎么到了现在，写小说的就开始看不起别的领域呢？怎么就觉得比电影高级呢？
　　
　　另一方面，你真让中国作家们写个电影剧本试试，我相信100个人里有99个写不好。写不好，又说人家低级，这些人是特别虚伪的。如果现在有个导演说要拍他们的小说，你看他们不趋之若鹜才怪。
　　
　　关键词：友谊时尚
　　
　　冯小刚是我去汴梁路上的知心朋友，王朔是中国文坛对我唯一的威胁。
　　
　　中国具有时尚气质的作家不超过5个。
　　
　　《读者》（原创版）：说起刘震云，不能不提冯小刚。“刘震云”与“冯小刚”如同金字招牌，引来争议、名气，当然最重要的是票房。你眼中的冯小刚是什么样的？
　　
　　刘震云：如果从内心情绪来说，冯导是表里不一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喜剧效果，但内心却非常忧伤。在这一点上，我与他非常相似。所以，冯导也是我去汴梁路上遇到的一位朋友，而且遇到还不只一次。我和他不是因为要合作电影才走在一起的，首先我们是朋友，而且知心，“知心”是最大的生产力。
　　
　　《读者》（原创版）：王朔说，“刘震云是中国文坛唯一对我构成威胁的人”。但你却对他饱受诟病的《我的千岁寒》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刘震云：王朔也是中国文坛唯一对我构成威胁的人。（笑）《我的千岁寒》与他以前的作品大有不同，我认为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朔，或者他已经不是王朔。此人对于世界的感受与众不同，这点非常了不起。
　　
　　《读者》（原创版）：王蒙评价你是“鬼马作家”，非常时尚，因为“嘲笑现代性是最高的时尚”。你觉得自己时尚吗？
　　
　　刘震云：目前我们对“时尚”的理解还停留在生活表面，比如穿衣打扮。其实还有一种“心的时尚”，即内心的想法与众不同，对世界始终保持新鲜感与激情。我认为“心的时尚”才是真正的时尚，前面那种是假时尚、装模作样。可生活中，装模作样的人要占到99.9％，真正时尚的只占0.1％。
　　
　　从“心的时尚”来说，作家是需要时尚的。因为需要不断追求与众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不但要求与别人不同，还要与自己的过去不同。就像跳高，总以寻找一个新的高度开始而以失败告终。所以，时尚是特别特别艰难的名词，寻找时尚的过程漫长而痛苦。
　　
　　《读者》（原创版）：你认为目前中国作家中，除了你，还有谁具备这种时尚气质？
　　
　　刘震云：我不说人名了，说数字吧。我觉得不会超过5个。
　　
　　《读者》（原创版）：这么多年来，你始终用文字嘲笑、捉弄、调侃生活。那么生活中，你又是什么一种状态？
　　
　　刘震云：我是一个愚笨、枯燥的人。每天早上6点30分起床，跑一个多小时，大概5公里路。上午写作或者读书，下午写作或者读书，晚上一般10点30分就睡觉了。许多作家都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不和上帝闹这个别扭。上帝给我们光，我们却浪费电，这是不对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