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黄灯，苏州大学博士后，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
　　
　　采访时间：2011年7月17日
　　
　　采访地点：蒋子丹家中
　　
　　一、以非常态手段表现非常态生活
　　
　　黄灯（以下简称黄）：蒋老师，您好！很多人可能还沉浸在您2008年出版的《动物档案》、《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所给予的惊喜和震撼中，您已成功在网络玩了一把。《囚界无边》无论从点击量还是读者反映来看，毫无疑问已取得成功。我感兴趣的是，到底是什么由头促使您决心试水网络？这次的成功是否会成为您的创作历程的新起点，或者说让您从此变成一个网络作家？
　　
　　蒋子丹（以下简称蒋）：网络写作对我而言，确实是个全新的体验。前年年初，我在海南作协的一次会上，听到网络作家清秋子仔细谈论了上网写作的体验，忽然觉得挺有意思，其实网络写作这种方式早就听得耳熟了，只不过没怎么往心里去。这次忽然动了心，可能因为我正在构思的长篇已经有了雏型，正想找个新鲜的方式。开完这个会没几天，我就在天涯社区舞文弄墨开了帖子，事先并没有太多的设计和考虑，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刚开始上网颇有些游戏心理，后来自己愈写愈投入，跟踪阅读的网友也愈来愈多，才知道玩笑开大了。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喜新厌旧”的人，曾被朋友戏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去网上一试身手，等于又换了个地方打了一枪。这次试验既使如你所说真的很成功，也不见得我从此以后就挂在网上了。
　　
　　黄：是不是可以说，网络写作对您来说并不是一种寻常状态，而是非常态？
　　
　　蒋：也可以这么说吧。
　　
　　黄：说您写作“喜新厌旧”，我倒也觉得很贴切。一般而言，像您这样的专业作家，写作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生活层面，表现形式也相对比较固定。可是您不然。上世纪新时期文学大热的时候，您已经被贴上了“现代主义小说家”的标签，算是“先锋派”的一员。您的小说很少讲故事，多以变形人物表现充满荒诞色彩的社会生活。刚出版的《囚界无边》却把讲故事放到了首要位置，写作风格大变。这让我很感好奇，也很想知道您创作这部长篇出于什么考虑。
　　
　　蒋：我构思这部小说的触发点是汶川地震。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恰好在欧洲。家里人来短信告知四川地震的消息，而且每次都刷新着死伤人数。震惊之余，我很想知道更多更具体的消息。但从法兰克福到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我们在旅馆根本找不到中国的电视频道，连香港的台都没有，而BBC、CNN的报道里，中国的镜头少而又少。人总是这样，越是看不着，就越关心，我变得前所未有地牵挂祖国，灾难的发生使我的民族身份感猛然增强。我并不是一个政治意识很突出，或者意识形态表达欲很强的人，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关怀。回家之后，我抱着电视机和电脑看了一个星期地震后续报道，哭得昏天黑地，然后开始写一篇散文，打算大抒其情。地震后全国涌起了一股诗歌狂潮，人称诗歌大跃进，悲情的书写铺天盖地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再写抒情散文，即便是真情实感，也会显得矫情，于是就把写了一半的散文放下了。然而面对这么重大的灾难，我老觉得自己应当做点什么，毕竟是天大的一件事呵。写下与地震有关的文字始终成为我的强烈愿望，特别是我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地震灾区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和细节，愈发认为在非常态的生活中，人性中最隐秘的角落里寻常看不见的东西，会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黄：这么说，是5?12大地震这场灾难唤醒了您的表达欲望？可我读完《囚界无边》后，为什么感觉您写地震的部分并不多，大部分篇幅都是写看守所的生活？
　　
　　蒋：的确，是汶川的大地震给了我强烈写作冲动。但我必须强调的是，地震只是触发点而已，我要写的不仅仅是地震，甚至完全不是5?12地震，我想写的是一群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物，在非常状态下的作为和命运。
　　
　　黄：我听很多读过您小说的读者评价，说这是一部社会小说，您怎么看？
　　
　　蒋：我认同这个观点，《囚界无边》确实是一部社会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还比较广泛。目前有一种很粗糙的归纳法，作品中一出现警察和犯人就称之为“涉案题材”，这部小说也就顺理成章被归到这个类别。其实这并不准确，至少《囚界无边》写的是“人”而不是“案”，非要分类的话也得归入“涉人题材”呵。曾经有人说过，写出不可知、不可能、透明度低的生活，有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以为这只代表写作目标的一个方面。通过监牢写社会，写人心，而不仅是猎奇，应该成为一个更重要的目标。靠玩噱头弄玄虚来搏得读众惊呼，即使玩得出花弄得出彩，在我看来也称不上上品之作。比如说美国那部声名大噪的电视剧《越狱》，集复一集，炫的都主人公越狱的各种手段，技术含量高，堪称惊险刺激，过后一想，人物心理总在同一个平面上原地踏步，无非是陷入冤案的好人，要逃出监狱讨回公道，没有层次也没有成长性。这种纯粹追求刺激的东西，不是我要追求的。有个朋友曾对我说，写监狱题材的小说，就得写冤狱，而写中国当代监狱不能写冤案，这是一个很大限制。我对她说，我恰恰不打算写冤狱。不管在哪个国家，冤狱总是少数甚至是个别的事件吧。把主人公定位在冤狱，最容易换取读者的同情，比较省事，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冤狱的特定性会收缩作品的容量，把关怀都集中到申冤昭雪上去。在现实生活中，像陈山妹、高芒种这样的囚犯并不少见，他们肯定是触犯了法律，甚至犯了重罪的，然而他们的遭际难道不值得我们同情吗？不值得我们扼腕痛惜吗？还有，从广义上说没有谁天生就是罪犯，小说里绝大多数囚犯都不同程度地犯了法，犯法却也事出有因，有自身的原因，有家庭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但没有一个是被冤屈的，可以说这是非常态之下的常态。
　　
　　黄：说到底，您只是想通过看守所这样一个场景，集中展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深入表达对人性的理解。
　　
　　蒋：是的。之所以选取择看守所这样一个具有隐秘性的场所，是因为这里方便集合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人物，那些有特殊经历有故事的人物，让他们在常态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相交的命运轨迹，很自然地交叉甚至纠缠。跟监狱不同的是，看守所的囚犯一般案情还没有定论，命运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有利于我施展笔墨。
　　
　　黄：我感觉您这几年的创作跳跃性非常大，从创作题材而言，无论动物笔记体小说和随笔，还是网络小说《囚界无边》，表达的似乎都是非常态的生活，您对非常态生活的表现有特别的偏好吗？
　　
　　蒋：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和韩少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家，应该着眼于自己熟悉的平凡生活，发现其中震撼人心的人和事，而不依赖于对非常态的表现。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也明白这是考验作家的一个很高的标准，要求写作者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还得具备沙里淘金的眼光，而这种眼光的形成，关乎你的境界和情怀。至于对非常态生活有偏好，似乎还算不上吧，但我不能否认非常态生活比常态生活更容易使作者兴奋感。《囚界无边》的写作曾令我欲罢不能，甚至进入了一种久违的激情状态，所以我坚持一定要先写完这部小说再来考虑其他的问题。
　　
　　二、临屏写作体验
　　
　　黄：在阅读《囚界无边》的过程中，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语言风格完全不同于您以前的作品。口语的成分比较多，现实场景的描述也比较多，您怎样实现这种语言的转换？
　　
　　蒋：你说的是语感的问题。但凡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知道，语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文章开篇，语感找到了，就好比拧开了自来水笼头，文字哗哗从里边流出来了，否则你将无所适从。口语化的写作是我一直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没想到这次借助网络的平台做到了，而且其过程可以说完全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没有刻意而为，也没有遇到什么障碍。网上写作给了我一种以往不曾有的感觉，觉得时时有一些读者就隐身在自己周围，听你讲故事，并随时都可能与你交谈。这个语境要求你不能自说自话，不能用文绉绉的书卷语，更不能是絮絮叨叨的梦呓，非得生动些再生动些，形象些再形象些。以我的体会，网络写作的语感和书面写作的不同之处，首先就是语言口语化的强制性。
　　
　　黄：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很多，故事在对话中得以推进，人物在对话中得以成长。您让不同身份的人物，使用了不同的语气和词汇，大大增强了人物个性的鲜明性。这一点也跟您以前的小说有很大不同。
　　
　　蒋：实不相瞒，《囚界无边》让我恶补了一次对话写作课。我以前的小说很少写对话，不是不想写，是写不来。为了避开这个短板，我总是把人物对话放在叙事中完成，人物的对话往往变成了叙事者的话，现场感和个性当然要打折扣。而且我在语言上略有洁癖，很少有粗口，也基本不涉及床上运动，但在这部作品中，三教九流集聚一堂，没有粗口甚至是下流话怎么行？网友还不得说你又要写，又要装呀。装什么就别说了，再说又是粗痞话了。也许网络上宽松到胡说八道也成章的环境，促使我开了戒，人物间调情或者相骂的时候，怎么痞怎么来。当然，这不是说我的放松没有底线，出于人物刻画的需要，该怎么就怎么，整个小说的气质不能下流不能脏。
　　
　　黄：可能您那一代作家会更注重作品的干净品质，就像您说的对语言有一种洁癖。因此我非常开心您在这部作品中，借助“网络形式”的壮胆，终于挑战了创作中的某些禁忌。事实上，一个作家笔下的内容最终使得作品形成什么气质，最终将取决写作者本人。换一种说法，像您这样一位执着、认真的作家，以您处事为人的态度，您无论怎么写，写什么，作品都不可能是下流邪恶的主调，因为您大气、正气的品质始终能从作品中散发出来。说句玩笑话，我倒是希望您在以后的创作中能够更加野性、张扬一点，不要在乎别人因为作品内容牵强附会到对作家的评价，因为笔下的人物要越轨、要出格，要讲粗话，要干坏事，作家也是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