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松：1979年您发表了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并获得了同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但据说小说从发表到获奖充满了戏剧性，您觉得您的人生经历是否一样具有戏剧性？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陈世旭：我的与文学结缘，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从儿时起我就对文学充满了崇敬和好奇。初中毕业，下乡插队八年，然后在县城小镇呆了十年，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所有人都经历过的物质和精神的艰辛，文学是我最重要的人生支柱之一，以至于成为我终生的一种依靠。而小说的发表和获奖，则真的与机遇有关，有很大的偶然性。
　　
　　陈劲松：您出生在江西南昌，江西地属江南，自古以来就是一方人杰地灵之土，文人墨客寄情之处，曾涌现出王安石等一批文学大家，“江西诗派”也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您自然受到得天独厚的文学滋养和熏陶。您的文学创作是否继承了江西传统文学的特征？您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起一座通往文学圣地的桥梁？
　　
　　陈世旭：江西文学确有过鼎盛时期，但很遥远。我在给《江西文学史》写的序言中更多地给予了反思。比如，江西古代文学缺乏鲜明的纯地域性特征，并且表现出典型的迟到的辉煌；创作倾向上的正统意识，文人气质上的古朴与持重，在重大变革面前的矜持与保守等等，所有这些，在江西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中都能找到某种遗传的影子。江西的当代文学，还没有出现过一次近似于两宋时期此起彼伏的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耀眼闪光；江西作家队伍的整体艺术素质还未可乐观。这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列宁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在草原地带是不会有勃朗峰的，只有在阿尔卑斯高山群中才存在勃朗峰。”（《列宁全集》第八卷410页）我常常借用来作为江西当下文学和我个人写作的一种写照。
　　
　　陈劲松：同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小说家，您的人生经历应该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您认为您的小说写作和当时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先锋文学”有何异同？您早期的人生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陈世旭：我在写作上是很笨拙的，缺乏灵气，对生活原型有很大的依赖。离开了自己的经历，就不知所措，只是一味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步，然后表达出来。对各种题材上的分类，无力关心，或有异同，但肯定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这方面我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我把生活当小说，我用小说写生活。”
　　
　　陈劲松：德国学者雷诺德·维霍夫在《大众传媒社会文学的功能和文化身份》一文中，曾尖锐地抨击了当今文学缺乏建立人文主义价值的信念与力量。他认为：“文学为我们提供了经历高于我们自身生活的能力，理解高于我们自身信念、并且建构一种更为丰富的文化身份的能力。”就您自己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当下的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什么？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建立人文主义价值的信念与力量？
　　
　　陈世旭：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似乎我也没有资格回答。我想，作为一种精神劳动者，各人都一定会有各人的信念，无可改变，也无可强求。让各人自己的写作说话吧。
　　
　　陈劲松：您的小说大多都是着力于探索当代文化人的精神问题，譬如您写于世纪之交的长篇《世纪神话》。小说中的主人公方肃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在我看来其实也正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您怎样看待这种困境？时间的隧道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您觉得人类摆脱这种困境真的只是一个神话吗？
　　
　　陈世旭：是的，我对此持悲观主义。至少目前是这样。
　　
　　陈劲松：德国诗人海德格尔曾说，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的。然而在如今这个到处充斥着物欲的经济社会，人类渐渐步入了一个精神失范的境地。面对此种社会情势，许多作家也随之浮躁起来，成了物质主义的奴隶，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作家应该坚守一种什么样的品格？
　　
　　陈世旭：作家最好还是多一些文学的现实主义，少一些生活的现实主义。我自己的一贯信条是以出世的态度写入世的文章，这是我想努力坚守的，但愿不至中辍。
　　
　　陈劲松：在当代作家中，您应该是特立独行的一位。这不仅表现在您的许多作品中，也表现在您的为人上。据我所知，您现在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规律，每天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也很少因外界的环境或干扰而改变自己。您似乎拥有一份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归隐情怀，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怀？它也是您对抗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吗？
　　
　　陈世旭：你说得很对。不过说“对抗”有点过奖了，说“逃避”好像更合适一些。
　　
　　陈劲松：您的大多数小说作品都是以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成长与精神向度为内蕴的，例如早年的《裸体问题》、《世纪神话》，包括2005年出版的《边走边唱》、《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均是如此，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种精神焦虑与使命感促使您去写作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故事。是这样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焦虑与使命感？
　　
　　陈世旭：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时代变革，能不能形成和发展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品质如何，渗透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成色。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表情就是国民的表情。但是当下的事实却似乎与这一期望相距甚远。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加以凝视，并且尽可能深刻地揭示常常被遮蔽的现实，其实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说不上有什么“使命感”，最多是希望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多少有几分清醒。
　　
　　陈劲松：小说需要讲故事，但不能将写小说等同于讲故事；小说重视个人经验，但个人经验不是小说创作的唯一通道。能谈谈您的小说创作理念吗？文学与现实之间属于一种什么样关系？
　　
　　陈世旭：故事是载体；个人经验是资料；思想是灵魂。
　　
　　陈劲松：写作在您生命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写了二十多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陈世旭：“我很庆幸把这一生交给了文学；我很庆幸时代和社会给了我实现这种选择的可能；我很庆幸可以与文学同欢乐共忧患，无论是在它轰动的日子还是在它被边缘化的日子。我喜欢文学，喜欢的是它本身，未必是它可能带来的别的什么，因为它本身已经足以使我快乐。我的生活由此而单纯、充实、从容、自在，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文学丰富了我的人生和生命，使我的身心都获得相对充盈的空间。文学使我结识了一个又一个海明威这样的人类精英，我可以尽情地无拘无束地亲近他们、触摸他们、感受他们、聆听他们，由此而使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尽可能地广大和光明。噫！微文学，吾谁与归？”
　　
　　这是我曾经就海明威的话题与《北京文学》杂志编辑的一段对话，照录以作回答。
　　
　　陈劲松：从您的字里行间与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您对鲁迅先生的尊崇，您为人为文受到了他的影响吗？您怎么看待鲁迅这个人？
　　
　　陈世旭：鲁迅在我心里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如果有神，鲁迅就是我的神，无论他的伟大光辉的一面，还是他的被聪明人诟病的一面，都是。
　　
　　陈劲松：您在《世纪神话》中写道：“人是什么东西?或许更多的只是一种过渡，是世俗和精神之间的一座狭窄而危险的桥梁。走向精神，是最内在的命运所驱使的；陷于世俗，则是最实在的欲望所束缚的。人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想入非非却又战战兢兢地摇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像寂照那样怀了无限的悲悯超脱在充满了梦魇、污秽、血腥和罪恶的苦海之外，坚定不移地走完自己认定的精神历程。”您觉得您属于哪一类人？对精神的固守与探求是您始终不渝的创作追求吗？
　　
　　陈世旭：我就是那个在“两者之间想入非非却又战战兢兢地摇摆”的人，不同的是我始终向往着“对精神的固守与探求”。
　　
　　陈劲松：您平时和其他作家经常交流吗？如何看待“作家明星化”现象？
　　
　　陈世旭：“交流”，但不“经常”，担心打扰别人。因为极少看报纸、电视、博客，在一个信息时代，几乎是个与世隔绝的人，故不知“作家明星化”为何物。
　　
　　陈劲松：您对当下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状况满意吗？有什么寄语？
　　
　　陈世旭：我永远相信，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作家。文学的未来同样属于青年。
　　
　　陈劲松：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
　　
　　陈世旭：很悲哀，我的写作从来没有计划。这正是我至今不成气候的一个原因呢。
　　
　　【陈世旭小传】1948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64年9月初中毕业往赣北农场务农。伤痕小说《小镇上的将军》曾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惊涛》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当选为该协会的理事。1987-1988年全国优秀小说奖；首届鲁迅文学奖。2000年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