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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耀会：这里所说的“特色”，就是不一样了。是什么不一样？也就是文化的不一样，可以证明什么呢？研究一下人，从人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有什么不一样呢？是本质不同？还是人性不同？是走的道路不同？还是前进的方向不同？实在地说，没有大不同，只是有差别。都是在走向更文明，走向更幸福。我们常自傲地说：中国人更聪明，更聪明的人一定更知道怎样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构建打拼自己的文明事业。 舒蔓：是的！否则市场经济是国际性的，与其他经济体有磨合性相融性必然发生联系的，而人文思想是顽固坚持自己特色的，与人家是绝然对立的，价值观是矛盾的，不一样的。那就会出现问题……在国际的大家庭里，我们要做一个与人亲切的，和善的，容易被接近的大国家，不要与别人搞阴阳不合，表里不一，也是这个问题，会生病的。 董耀会：在人类社会里，文明的改变有一个时代主题：人民地位提高，民生第一，民主与自由精神强化。我们长期形成一个思维惯力，也是中国旧文化的一个精髓，官本位文化。我们习惯把它归类在儒家文化的结果，其实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可能祖先最早的原创文化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最早的领袖们，可都是带头劳动的模范，像大禹，神农氏，女娲等领袖，是一心为民的。到了商周时期，特别是形成以“周礼”为文化核心以后，王权文化才凸现出来。西方也有严重的专制时期，或是王者专政，或是文化专制，宗教专制。欧洲的中世纪就是最黑暗的时期。中国的黑暗时期更漫长。 现在，是国家后退一步的时候了。国家后退一步，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人民。集体利益后退一步，把根本利益让给人民。政党的尊严调整一下，尊敬人民。这是时代的文明精神，也是新文化的主要灵魂之一。 要造就一个美好的个人时代。这是世界时代文化精神的主题。 要调整如下的关系： 国家与个人； 集体与个人； 社会与个人； 团体与个人； 要尊重这样的事实：没有个人，就没有国家、集体、社会、团体等这些概念。要尊重个体，个体是社会最小细胞，他是良性的，国家、集体、社会、团体才是良性的。他发生了病变，癌变，国家怎么会健康呢？ 舒蔓：在更广泛的概念上，我们总有一个敏感区……我不妨叫缺乏自信的敏感区。这也是因为我们在时代感上的薄弱，自我形象塑造与宣传的不够。比如说，西方说中国践踏人权，我们立刻回应说，“我们没有践踏人权啊……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如果有人说我们践踏人权的话，我们紧跟的一句就是：“你们也践踏人权！”有人说我们价值观不够世界化，没有达标到普适化。我们立刻反驳：“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价值观，跟你们的自然不一样……” 可见我们现在没有一套世界性的话语系统。缺一套可以与世界沟通的文化理念。缺少世界性的文化、人学、生命意识的思想理论……世界性的话语权在握别人手里。 世界性的话语系统在由别人操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一套，它说你中国不合格。我们就说：“等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合格的。我们现在有国情的限制，不可能马上实现民主，不可能马上就自由，不可能马上就拥有充分的人权。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样我们就把自己陷入一种被动的解释者、辩护者的地位。在这样一种地位之下，西方可以对中国进行任意的指责。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上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如果我们有一个进攻性的解释体系，我们有一套科学的更人性化的文化体系，理论体系，更突出人权意识的政治制度，那么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出来，替政府发言人解围：“我们这里比你们那里自由、平等、民主、还人权呢！闭上你们的臭嘴巴！”可是我们呢？一方面羞却怕事地争辩，一方面不让人民随便发言，由政府做代言，发言人代表的是政府不是人民真正的心声，这与时代是悖理的。 董耀会：有人做这样的假设：“比如说用“为人民服务”来替换“民主”这套话语，我们就可以指责整个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人人利己、自私自利的基础之上，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是文明，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有了这样一个解释权，我们对外不是征服、侵略、摧毁别的国家，而是帮助、扶持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在世界上就会十分受欢迎”，但是仔细想想，这可能吗？ 如果分析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关系，民众与政府的关系，用“为人民服务”的理论表述，也是说不准确的，不够全面和恰当的。起码有另一半、甚至是大多数人群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被忽略掉了，那么人民在为谁服务呢？人民才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主体，服务功能的主体，他们在为谁服务？不能说是少数人的工作是必然的服务力，大多数的劳动成果被否定，这是解释不通的事。所以我们要改变文化意识，要改变向世界诠释自己的话语原则和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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