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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牟宗三先生还在世，他在新亚书院，我们偶尔会去新亚听课，但是大家都很怕他，听着听着就不敢听的。他经常讲课讲着讲着就走下来，用他的山东腔普通话，询问大家听不听得懂。你要是不吭声，他就说：“不吭声那就都懂了吧。来，你说说看，我刚才讲什么？”一答不好就挨骂。他不怒自威，威严十足。夏天穿一件薄薄的唐衫，拄着根拐杖，走廊上老远就传来拐杖的声音，听到那个声音大家就先怕。他真是一个有儒者气象的人，我们讲“君子不重则不威”，他就很有“重”的感觉，身子虽瘦小，威严很强，你会不由自主地佩服他。 李怀宇：你本来是搞哲学的，后来怎么去搞媒体？ 梁文道：搞哲学的人没什么可做。我们念大学的年代，是香港最拜金的年代，现在好多了。现在哲学系招生的成绩相当高了，我们那个年代哲学系大概是最容易报名进去读的学系。我绝大部分同学都不是为了要念哲学，通常是因为哲学系最容易收。我是一门心思想读哲学。但是读哲学是没出路的，最广泛的出路就是教书，我大部分同学都是干这行。除非继续读下去，我当时是想继续读下去的，所以也读了硕士。在读大学前我就开始写东西，而念硕士的阶段我不只写东西，也开始做电视、电台节目，同时还参加很多社会运动。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左，在我看来，参加社会运动、文化活动、做媒体，都是一种公共介入。马克思说，哲学家只能解释世界，但不能改变世界。而我要做的是改变世界。当然我对哲学还是很感兴趣的，我觉得哲学是深沉、根本的学问，但问题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就放弃了，干脆全身投入去做媒体。但哪怕是那时候，也还没有想过要全职做媒体。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要靠什么为生，我唯一想的就是我要搞些事，总之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最起码改变香港，而媒体绝对是其中一种利器。 李怀宇：你搞了那么多年，觉得有没有改变香港？ 梁文道：我后来觉得，今天的香港对比那时候的香港有很大变化。我们办了牛棚书院，那时候来上学的那帮80后，有些成了反高铁的健将。我当年写的一些在主流媒体、主流社会看来很前卫、很大胆、很离经叛道的东西，今天成为主流意见。我在1990年代初用“文化评论人”这个身份写东西的时候，还没人知道什么叫文化评论。但是我不敢说这是我的影响。我只能说，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关心我能不能够改变香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了，我只在乎我有没有尽到责任。史可法最后没有成功，文天祥也没有成功，重点在于你对不对得住自己。现在，对我而言，做这些事已经不是为了要有个什么实际的结果了，而是做对了没有。比如像《常识》这种评论，今天也许很多人看，也许明年我就会被遗忘，我写的这些东西也没人要理了。但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受关注了，你的书是不是畅销了，你是不是有影响力了，也不在于你是不是被人冷落，被人忽略了。重点永远在于你有没有做到你该做的事情。这几年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梁文道简介：1970年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凤凰卫视评论员、《开卷八分钟》主持人，专栏作家。著有《常识》、《噪音太多》、《我执》、《读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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