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我个人心灵史上是颇不平静的一年。世事无常，人心变幻，家国多事，各种思想在脑海冲浪。这一年，我和余英时先生越洋通话甚密，余先生总为我解惑。正式发表的“公共话题”则是关于辛亥革命。国人仿佛有“百年情结”，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媒体同行的纪念专题铺天盖地，当中自然不乏借百年老酒杯浇新时代块垒。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请教。
　　
　　余英时很早就研究“革命”。1953年10月20日，余英时在香港为《民主革命论》一书写的代序开头就说：“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走向天堂;这，步往地狱！’而我则从怀疑革命，憎恶革命，转而开始了我对革命的研究。”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余英时二十三岁，其文笔之成熟让我心折，而思想之深刻，至今读来仍不过时。
　　
　　有一次，我跟余先生说，陈之藩先生写《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时，也只有二十二三岁，其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让我惊讶。当整个时代的风气变换时，陈之藩已经对“革命”看得十分透彻。后来的历史一一证实了陈之藩的看法。惊涛骇浪的席卷之下，“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正是胡适、陈之藩、余英时的共识。
　　
　　当年余英时在《民主革命论》中认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如范仲淹所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则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英时特别指出：“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现雄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杀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的事，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整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
　　
　　而今回首百年，余英时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从历史来看，民国自有许多乱象。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民初的文化界仿佛天才成群而来，所谓“民国风度”至今为一些人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我看来，余英时先生是一位具有旧派风度的现代学者，笔下深含温情和理解，对世界的关怀与思考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李怀宇：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也没改变，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他们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
　　
　　我常常说，清廷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政府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后来黎元洪被逼参加革命，也是这样的道理。
　　
　　李怀宇：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
　　
　　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
　　
　　李怀宇：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发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
　　
　　李怀宇：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时：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开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捐钱，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的心理，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李怀宇：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
　　
　　余英时：没有办法了。当然清政府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过了两百多年，权力已经基本上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清廷没有什么办法。
　　
　　李怀宇：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余英时：如果谈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而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是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清廷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逼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洲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清廷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
　　
　　李怀宇：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
　　
　　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可能，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
　　
　　李怀宇：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
　　
　　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是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英国的君主立宪，是鼓励清廷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李怀宇：在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
　　
　　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