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题是重新发现儒家。何以“重新”发现儒家？
　　
　　当然是因为百多年来，关于儒家，一代又一代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造就了诸多误解、曲解，也即迷思。这些误解、曲解不仅支配着思想学术界，更通过大众传媒和现代教育体系，塑造青年学生的文化与历史认知，进而塑造了普通民众的文化与历史认知。
　　
　　据此，国人，尤其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精英人士普遍相信，儒家无助于中国的现代转型。更有很多精英相信，儒家妨碍中国的现代转型。温和者据此而疏远儒家，蔑视儒家，遗忘儒家。激进者更进一步，猛烈地抨击儒家，必欲毁之而后快。此种破坏、毁弃，首先发生在知识分子占据的观念、学术、教育等领域中，二十世纪中期则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进而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由此，中国陷入学统、政通与道统的严重对立中。
　　
　　经此百年批判、破坏，儒家已濒临灭绝，命若悬丝。然而，中国社会并未如全盘性反传统知识分子所许诺的那样，进入“美丽新世界”，反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道德崩溃、人心焦虑、社会失衡、秩序解体。反过来看，同为中国文化沁润，而未经激进反传统冲击的台湾、香港地区，反而顺利地完成现代转型，社会基础性秩序亦比大陆好很多。
　　
　　仅此一事实即足以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儒家：重新认识儒家的现实意义，进而重新认识儒家的历史意义，最后重新认识儒家本身。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事实，或者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面对、承认这一事实，及由此事实所得出的结论。这不难理解。世界是什么，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看世界的人的眼睛决定的。百年来诸多流传广远的关于儒家的误解、曲解，已成为所谓的“常识”，在知识分子、在接受过一定教育的民众中根深蒂固，习焉而不察其荒唐无据。
　　
　　这样的先入之见妨碍人们理性地面对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儒家。由此，人们也就无法理性地面对现实，以及更为合理地想象未来。相反，受先入之见支配的人们想象出种种离奇的解释，逃避自己改变对儒家荒唐看法之情感、知识重负。比如，在传统已荡然无存之今日，面对现实的不合理，知识分子仍将其归因于儒家。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更深入地反儒家、反传统，尽管在他们身上，在他们所抨击的人身上，已无丝毫儒家的影子。在今日，咎儒已成为一种推卸思考责任的思想习惯。
　　
　　故此，打破百年来流传广泛的关于儒家的诸多“常识”，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正本清源意义，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中国人更理性地寻找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方案。
　　
　　本书挑选百年来关于儒家流传最为广远、最为严重妨碍人们准确认识儒家的十余种误解、曲解，逐一予以剖析，以此揭去几代激进知识分子覆盖于儒家之上的污泥烂水，重新发现一个真实的儒家，闪耀着优雅而高贵的智慧光辉的儒家。
　　
　　为此，我会引用儒家古典文献，追溯诸多迷思之脉络，以阐明儒家相关概念、命题的真实或完整含义。经由这样的工作，读者当可发现，现代人对儒家的很多误解、曲解，或者源于望文生义，或者出自断章取义，或者来自对概念、命题所在文本、文献思路、脉络的不理解，或者出于对传统中国治理架构的不理解。
　　
　　然而略加分析亦可发现，现代人形成的关于儒家的种种迷思，又直接源于其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性的误解、无知。过去一百年来，国人都是通过西方之镜看待中国的，诸多关于儒家的迷思乃是中西思想、文化、制度扭曲性对比的产物。
　　
　　受强大西方的刺激，十九世纪末，国人开始产生建立现代国家的意愿。当时的士大夫、后来的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他们看到中西之间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对其产生极大的精神震撼。中西差异当然是客观事实，精神震撼则让他们对此事实做出扭曲反应：科学啊、民主啊，都是传统中国所没有的，故西方现代完全不同于中国。而中国应以这样的现代价值、制度作为自己转型的目标。以此现代性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当然全错了。而儒家塑造了中国，那么，儒家也就全错了。
　　
　　然而现在看来，现代知识分子用以否定儒家、传统治理的现代性标准，本来就是肤浅的或扭曲的。现代中国有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对西方有深入理解的学人、法律人，在大众舆论中通常没有多大影响力，因为他们不善于以文学化语言讨论公共问题。相反，最极端地反儒家、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通常总是十分肤浅的。因为肤浅，他们总是倾向于夸大中西、古今之间的差异，从而形成激烈的反传统的心态。同样恰恰是因为思想、观点之肤浅，他们在课堂和大众媒体上可以拥有很多粉丝，他们以漫画化的手法描述中西、古今之异，以文学化的笔法讨论公共的文化与政治问题，更容易为学生、为中产阶级读者所接受——这就构成所谓“启蒙”。启蒙一定是通过简化世界而展开的。当代中国人关于中西文化、古今价值不同乃至对立的认知，就是简单化、漫画化的。
　　
　　举个例子：百年来，启蒙知识分子一直对公众念叨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伦理基础。这样的论断既堂皇地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中，也随意地出现在网络辩论中。据此，知识分子对儒家做出判决：儒家是集体主义的，因而是落后的、反现代的，应当抛弃。然而事实上，这样的看法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严重偏颇的，至少托克维尔、哈耶克这两位在国内学界享有足够影响力的西方思想人物，都明确抨击启蒙知识分子所奉以为西方现代之本的个人主义，并指出现代社会更深层次的伦理基础。
　　
　　大体而言，启蒙知识分子较为严重之偏颇在于，长期以来受法德思想影响较深：知识分子之启蒙观念本身就是法国式、德国式的，唯理主义、科学主义与此密切相关。当然，过去三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目光转向美国，但过多关注当代美国，由此所得之观念，亦未必有助于理解现代性与古典性。
　　
　　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分子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基本上，启蒙知识分子仅注意到现代性，也即从古到今之变易的部分，而忽略了变易的表面下不易的部分，也即古今保持连续性的部分。他们过分强调了中西之异，古今之别，但实际上，单靠现代性是不足以维持一个完整的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可运转的现代秩序一定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综合，是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混合、合作、平衡。因此，构建现代秩序无须从根本上颠覆古典性，而是在古典性之外叠加一些现代性。当然，此一结构变化会对古典性构成一些挑战，但两者绝非全面地相互排斥、彼此替代的关系。英美两国的现代转型，都是如此。但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拿纯粹的现代性来衡量儒家，儒家当然一无可取。
　　
　　因此，重新发现儒家，就不能不重新发现现代、重新发现西方现代社会秩序的基本构造。本书固然致力于重新发现儒家，但也在一定意义上投入重新发现西方现代社会秩序的事业，以此重新评估儒家，肯定儒家。
　　
　　借助于重新发现现代而重新发现儒家的结果是，儒家从其与现代性的对立关系中解脱出来。本书发现了一个与现代性大体兼容的儒家。儒家既不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批评的那样落后，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所遵奉的那种现代性。儒家常在两者之间、之上，儒家持守中道。儒家呈现了社会秩序的常道，也因此，儒家具有永恒价值。儒家未必都是现代的，但儒家不会妨碍各种现代性制度的建立。儒家将支持基础性社会秩序，并对最为根本的现代性制度提供支持。同时，儒家也会对某些现代性予以节制、约束，从而保持诸力量的平衡，维持文明的秩序。
　　
　　此一发现的现实政策含义是，大陆完成现代转型，与回归儒家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当然，从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角度看，这一回归也是必须的。中国必须接续道统，具体地说，就是接续和弘大儒家。由此可以复建君子群体，复建各种社会组织，从而复建社会基础性秩序，进而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
　　
　　当然，既然所有这些事业都是在开放环境中展开的，自当借用西方的价值、技术。但是，这既然是在中国展开的，则其复建与构建过程一定是“中体西学，资相循诱”，而“中体”必以儒家为本。重新认识儒家，意义重大。
　　
　　本书形成于我正在从事的规模较大的研究计划，即《华夏治理秩序史》的思考与写作。该书旨在重写中国历史，探求华夏治理之道。初步计划为五卷，目前已出版前两卷：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海南出版社，2012年1月）。随着写作的展开，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的历史：孔子删定六经，总结三代，以其中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念塑造了此后中国人的价值及中国最为重要的制度。因此，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关键，就在于重新认识儒家。当代中国能否建立优良治理秩序，也取决于能否正确地认识儒家，从而正视儒家，进而回归儒家。本书正是在这一认知的驱动下完成的。
　　
　　目前看，重新发现儒家的研究将分两部分：眼前这本书针对百年来形成的对于儒家之种种误解、曲解，逐一为儒家辩诬。我已在写作另一本书，重述孔子以来儒者之故事，以呈现儒家另一面貌。未来在这方面也许还会继续写作。
　　
　　书后另附2011年我与三位师友之论辩文章。这三次论辩对我写作本书有过鞭策作用。
　　
　　我试图发现自己心目中真实的儒家，不敢指望人们全部认可。我的看法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偏见。但我仍写下这些篇章，因为我有一个渺小的希望：经过百年风雨，知识分子该有一点面向儒家、面向中国历史之真相的智慧，以及最为重要的，反思百年认知错误之勇气。面对儒家，知识分子当然不必人人做到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所说的“温情与敬意”，但至少，他们当摒除已被证明荒唐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