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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静芬：如今的官场小说特别畅销，是什么原因？ 赵长天：官场小说的畅销，说明老百姓其实是关心政治、关心生活的，这类书的畅销是有道理的。不过，大部分官场小说写得并不好，罗列现象，带有猎奇心理，没有深刻剖析，对人物的复杂心理刻画不够深入，简单化、脸谱化的现象比较严重。 黄静芬：在今天，强调作家的使命感，会不会不合时宜？ 赵长天：文学的衰退，作家要负责任。一些作品脱离现实，一些作家在“稀释”生活，很多作家不敢写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的隐私是不能泄露的，因而作品没有生命的体验。作家一定要有使命感，这在任何年代都是必须要强调的。作家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进步，有着义不容辞的担当。 为兴趣而写：我只是喜欢做这件有意义的事 黄静芬：您当了十几年《萌芽》主编，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赵长天：《萌芽》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成果。“新概念”使许多已经远离文学的年轻学子重新喜欢文学，拉近了他们与文学的距离，“新概念”对中学的语文教育有相当大的推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现状。 黄静芬：作为杂志主编，您同时又创作出很多有分量的优秀作品。主编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是利是弊？据说，当专业作家一直是您的梦想？ 赵长天：一直以来，我的写作，都是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我在作协任常务书记时，老给作家放创作假，自己却从没有创作假。我只在写《天命》的时候，请过20天假。写长篇，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但是我没有完整的时间。如果研究我的小说，会发现我的创作始终处于比较冷静的状态，一些该展开的部分缺乏该有的激情，爆发不出来。我的作品，总是骨头太多、肉太少。我自己很明白这个问题。但我进入不了，没有完整的写作时间，老被打断。当专业作家是我的梦想，30多年的写作经历中，很多时候我别无选择，我的梦想一直未曾实现。如今的我，是一个管理者，或者说，是一个编辑。如今的我不会放弃编辑这个工作。编辑这个职业，不一定比写作没有价值。 黄静芬：您对自己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哪部？ 赵长天：我自己的作品，我最看重的是《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这本书是人物传记。我用了整整3年时间写这本书。为了写这本书，我看了8040多封书信，看了2000多万字资料。我之所以关注赫德，是因为有人说，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的晚清，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晚清的历史中，赫德是被屏蔽的人物。这本书30万字，一半的文字是原文，一半的文字是历史背景介绍、解释，将历史环境用文学手法加以描写。我将这本书给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看过，说不错。我曾经想把这个题材改写成小说，但最终放弃了。为什么要把真实的东西变成虚构的呢？我认为，文学是人学，真实的更有生命力。 黄静芬：有人说，作家分书斋的作家和社会的作家两类。书斋的作家，是把写作当职业，一本一本不断地写，为写而写，手段亦是目的；而社会的作家，写作首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作家在作品或行动里思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思考文学如何不滞后于当下的生活。您属于后者？ 赵长天：我是非畅销书作家，为兴趣而写，我只是喜欢做这件有意义的事。 （发于2008年12月28日12版《厦门日报•海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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