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龙应台的作品总体属于文学性作品

　　李立勋：看您微博对台湾问题也偶有评论，请问您如何评价龙应台？龙应台作为文化学者，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台湾文化部长，对于文化人而言，面对学术与行政之间冲突，该如何实现互补？

　　苏三：我其实很少关注台湾。

　　龙女士是我年轻时的偶像，同时还有三毛女士，但不喜欢琼瑶。年轻时我是个愤青，也是文青，对于社会有很多急切的改革看法。后来进入历史文明领域之后，人就逐渐保守起来，看起来用别人的话说就是平和多了。再隔了10年的时间再看龙女士的作品就开始有了一些隔阂，因为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人变得成熟起来，就会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思20世纪中国社会激进变革的弊端就多了一些。龙女士的作品，现在我感觉总体属于文学性作品，而我对于文学作品夹杂的思想向来持警惕态度，尽量不让文学作品左右自己的判断，同时我自己也不让自己的作品有煽情文学化倾向。学术与文学是有严格差异的，尽管我做得很粗疏，但更多属于学术范畴，并且以求真为要旨，时间长了可能我的思维就收到了影响，任何有文学嫌疑的作品我都比较远离了。

　　但我依然尊重文学作品与文学人，只是会特别提醒自己要分辨哪些人是文学人以及哪些作品是文学作品，不能拿他们当真。前2个月在电视上看到龙应台女士被台湾某些人骂为“台湾历史上脸皮最厚的文化部长”，看来谁当官都得被骂，而批评者永远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作为同时拥有这两个身份的龙女士，一定会有格外的一些心得吧。实践与理想永远对立，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妥协的中间地带。

　　李立勋：有人说，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华文化在大陆已经断层了，还好有台湾在继续传承着，如果台湾和大陆之间一直这么僵持着，对文化会有哪些伤害？解决台湾问题，可否先从文化方面着手？

　　苏三：说到文化断层问题，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其实这也是我在《落后》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一直在断裂，或曰断裂其实是文明发展的常态。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暴力革命，通过暴力这种形式文化不断发生断裂，比如秦始皇就断了周文化，甚至焚书坑儒，“五胡乱华”又断了之前的汉文化，后来的元、清再断，甚至宋灭后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但是这些断裂也都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气象，所以不能一味地拒绝断裂。比如今天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青花瓷其实就是元人的贡献，甚至那是元朝的阿拉伯世界带给中国的创造。20世纪的断裂其实是一种必然，并且不是始于文革，是清末比如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不抵西方文明之后的觉醒所引起的一种持续的文化反思，五四前后最烈，文革前后无非是另外一个高潮而已。

　　联系到台湾问题，可以看一下《落后》中第一章附录有关“中国文明东南倾”方面的文章，很容易解释今天台湾的文化乃至政治现象，从而“解决台湾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从文化方面着手的问题。这起码是我个人的想法吧。

　　15、香港回归15周年，人归心不归

　　李立勋：虽然香港回归已15周年，可据曾经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很多香港人在理念上并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有哪些原因导致这种“人归心不归”的现象?

　　苏三：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已经长达百多年，当地人的英语好过普通话，所以这在文化归属上可能就已经产生问题。这背后还有大文明发展的问题，可参阅《落后》第二章最后一些篇章，会从“国家”作为一种文明现象的发展演变那里找到一些答案。现在整个欧洲几乎不再存在海关，那么我们还以传统的观点去读解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感，是否应该反思一下了。

　　李立勋：在保持各自既有的制度前提下，两岸在文化交流上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苏三：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交流我看没有什么障碍，有奶便是娘的资本主义阶段，只有经济上能够互补，就认，经济上没好处就不会服你。

　　16、今天的“公知”，本身的素质有问题

　　李立勋：今年上半年，“方韩大战”曾经轰轰烈烈，在这场“战争”中，“公知”一词被搞臭了，那么，在您的字典里“公知”是何定义的？抛除学术成果不说，为什么现在的“公知”已经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

　　苏三：“公知”在我的词典里就是比较关心政治与社会的人。真的“公知”已经臭大街了吗？假如是真的话，可能需要严肃对待。

　　没深入研究过“公知”，年轻时大概听人忽悠我还是很向往“公知”的，老了以后竟然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提“公知”，而且也不太搀和有关的事情。这大概与我的一些反思有关。

　　由于中国在近现代的整体落后，自20世纪初中国人似乎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在政治形式，所以有“德”“赛”二君的出现，结果为之奋斗的人们多如过江之鲫，尤其是投身于民主政治的“公知”前赴后继，又是抛头颅还是洒热血，让人感佩，但站在21世纪的门槛回看，觉得几乎都是枉然，所以我才在《落后》中提出：中国的问题既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明问题。我希望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并且我觉得找到了那些根据，这就是整体文明的问题。尽管《落后》成书于2011年，但事实上在20世纪末我已经开始有类似的思维，所以一般意义上的公知对我就失去了吸引力。

　　在我看来，今天的“公知”似乎依然是在步20世纪那些政治活动家的后尘，尽管他们似乎对前人持一种批判与颠覆的态度，但这种批判更像是一种简单的轮回，没有触及实质，也没有新意，急切而单纯地看待社会问题是其根本。以谎言蒙蔽群众而达到一些目的而谓其名曰“启蒙”，是一百年来许多激进人士的共同特征。这里面除了一些目的纯正真诚的人之外，还夹杂着一些类似鲁迅时代“阿Q”那样的简单投机分子，所以问题就复杂了。到今天，“公知”作为一个新群体的出现，人们看到这些人口号是“公”的，但往往缺乏“真知”，换句话说，他们本身的素质有问题，甚至其判断常常建立在谬误之上；最坏的是某些人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捏造事实，这种过激行为会引起许多普通人的反感。最严重的问题是，今天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商业社会，部分商人以公共话题搭售商品，有些著名“公知”实际上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商人”（取消后面括弧的话，似乎韩寒就有这种嫌疑，但作为个人品味我还是很喜欢韩寒这个孩子，他确实具有偶像的外形特征，并且我相信我与他的社会认知不会相差很远，但遗憾的是我不能分辨出哪些是真诚的，哪些是故作的商业买卖）。即便如微博关注这种的小事小利益，许多人也要用“民主“之类的大口号为自己挣取粉丝，这些现象都导致了“公知”阵营的结构本身就出了问题，鱼龙混杂，时间久了，难免不让人侧目。

　　换一个角度看，今天由于中国人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相比较1949年，当时的识字率可能是10%，而今天的却是相反的90%，所以中国人分辨是非的能力大大提高，“公知”即便使出浑身解数宣传伟大高尚的理念，但所产生的效果也与49年远不相同了（删除：中国人有了理性认识问题的工具，部分人获得了独立判断的能力，）所以，今天的“公知”再（不自觉地）走20世纪革命家的老路肯定是行不通了。中国在转型，“公知”也必须要同步适应这种转型，起码不能你一面批判老的革命家，而自己却正在重蹈旧辙。

　　今天的中国人不再是20世纪的中国人了，中国人在普遍成长，所以，人人都要经受民众的仔细检验。起码在这一轮网络舆论中，“公知”臭大街就说明其整体品质没过关，其实早在中国尚未有微博之前就有国外的朋友通过推特的观察说过中国“公知”们在上面的表现很差，我当时很惊讶，但不理解。这2年通过新浪微博几件大事的观察，基本上体会了她的判断，这些人在许多事情上没有底线，（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所以大众就会想，怎么能够把国家的未来托付他们？这件事情与“河南人”现象或“中国人”现象其实是一样的，或者说就是同构的，不是别人虚构的，无风不起浪，当事人要反省才是出路。当然，我们每个人，尤其是你我，恐怕也不能对立地将“他们”孤立起来，因为我们就是河南人，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即便不愿意承认可我们也是不断对社会讲话的“公知”。

　　“公知”群体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今天“公知”受到唾弃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对于中国人整体精神面貌的一个检验，知识分子有必要认真分析对待。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需要“公知”的，或曰需要合格的公知。希望中国的“公知”能摆脱“中国病”，最终走向世界，并引导世界新文明。

　　17、我不太关注80后作家

　　李立勋：您关注80后作家吗？80后中的两位代表性作家韩寒与郭敬明，却深陷身份危机：韩寒因为抄袭门、学历低等，正饱受质疑；而郭敬明则彻底沦为一个文化商人。为什么中华文化到我们80这一代已经出现衰亡的征兆？是否可以说，韩、郭带坏了社会的文化风气？

　　苏三：我不太关注80后作家，但作为文化研究肯定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看过一些韩寒的作品与博客等。

　　在白热化的城市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过度的商业化现象，今天连“民主”这些热词其实也已经成为必要的搭售产品，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所以问题还是在大时代问题。大家保持耐心，比如感冒，尽管有时很严重，但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别担心，大约7天就会好的。社会也是如此。

　　18、诺奖的遗憾

　　李立勋：近年来，在文化界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始终与诺奖无缘。请问，现行制度里的文化管制，是否是扼杀诺奖的一只重要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