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一定要追求不确定性，这也是反对语言消费的努力。媒体语言、短信、微博，几十字，很机智很睿智，都是一种消费，都是博人一笑，这种东西，已经变成语言消费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长诗写作至少不会使读者从消费的角度来阅读。

　　他执着地以一己之力，与这个消费时代做着也许微弱然而顽强的抗争。2011年，欧阳江河的《泰姬陵之泪》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奖”。李陀评价，欧阳江河如此高调地付出眼泪来歌颂爱情，表面看来老土甚至落后，反而是一种逆时代的文学运动。

　　他的“先锋”不止于此。2012年，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又将写作的矛头直指当代现实，将安全帽、脚手架等劳动、资本、艺术因素融入诗歌，无论从美学意义还是诗歌本身的物质，都形成了一种对抗。

　　停写十年，再次动笔缘自什么？在书法和音乐等领域都有所涉猎并卓有成就的欧阳江河，何以将诗歌视为生命般热爱？10月22日，在云南昆明的国际文学节诗歌朗诵会上，德国汉学家顾彬一连朗诵了三首诗歌，副题皆为“致欧阳江河”。他的诗歌何以征服了海内外的读者，他的气魄和胸怀来自什么？读书报记者专访欧阳江河。

　　读书报：20世纪80年代在成都开始写诗，到现在30年来，您的诗歌呈现怎样的变化？

　　欧阳江河：我的诗歌写作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3年正式写诗到1993年出国之前，更多的是雄辩，是一个人对多个人的宣告，语速快声音大；第二个阶段，去美国以后到1997年回国，完全生活在美国和欧洲，我作为诗人失去了听众，没人听懂我的声音。我的诗歌变成了安静和小声的独白，是一个不在中国的中国诗人的心灵轨迹；第三个阶段，回国以后停写了十年，从1998年到2008年，我使劲压抑自己，无法应对中国的急剧变化，3000年变化之慢和30年变化之快形成奇怪的镜像。我希望诗歌有大格局，看不到自我镜像时我很惶恐。

　　2008年开始写作的契机是和西川、翟永明等诗人一起去印度。我们去看了泰姬陵，非常震撼，突然间就泪流满面。《泰姬陵之泪》开启了我一个新的写作阶段。

　　读书报：《如此博学的饥饿：欧阳江河集1983——2012》做得很精致，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诗集？对于这套诗集冠以“标准诗丛”怎么理解？

　　欧阳江河：2012年之前的所有好诗都在其中，入选的更多的是已经造成影响的文本。对诗歌消费之余、贬低之余，也对高端诗歌表达一种关注，一种敬意。诗歌的标准悬在那里，像一把剑，对写作的人非常有效，非常清晰。我也承认多元的可能性，但标准绝对不是多元的。诗歌标准是大致相同的东西。诗歌是理解世界的产物，跟世界构成对话关系、关乎生命的、纯粹的文本。对我而言，诗歌是从生命内部发生对话的东西，有可能是追问甚至是拷打，每句话一定包含了某些生命现象。一定是同时在语言、思想和心智的深度上，在复杂性、宽阔度上会同时呈现。我还是更喜欢广阔的、高深的诗歌。

　　读书报：从短诗到长诗，您的写作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浮躁的时代，长诗会有多少人阅读？还是您希望以长诗写作来引领当下的诗歌写作？

　　欧阳江河：我们这个社会到最后连回忆、感动、青春都变成了消费对象，那么我现在想要写一种没有办法被消费的东西，你得付出思想，付出思考，付出智力上的劳动，那么它一定是对消费保持警惕的东西，是反消费的。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碎片化，所以我反过来要写长诗。

　　我不愿意成为任何引领，更愿意是挑战，对欧阳江河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不是一定比过去写得好，就是不一样，提出更高的要求、更持续的强度、更广阔的视野，提出更多的不确定、又是更坚定的——长诗一定要追求不确定性，这也是反对语言消费的努力。媒体语言、短信、微博，几十字，很机智很睿智，都是一种消费，都是博人一笑，这种东西，已经变成语言消费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长诗写作至少不会使读者从消费的角度来阅读。语言的风景在我的长诗写作中一定被拒之门外。我的长诗不可能只是机智，包含了大量的笨、深奥，这是我刻意为之的。长诗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和笨。长诗写作是对抗语言变成纯粹消费、狂欢对象，对抗的有效方式，这是我语言抱负的一部分。我的问题意识、我的立场、我的生存、我的思考变成镜象投射到长诗，写得艰难、固执、不讨好——我要承受种种说法，要使长诗成为这个时代使用中文的人智力生活的一种高处不胜寒的东西，至少不被消费，哪怕没人碰它也没关系。我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读书报：里尔克说恢复写作的契机经常会是上天馈赠的。停写十年，又开始写作，您认为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很多诗人放弃诗歌写作，几乎是纯粹的放弃。

　　欧阳江河：我的不写，是非常明确的，是持续写的一部分。诗人也有不写的权力，是结构性的构成，是原写作意义上的要素。这一个“不写”里，不是没有发表和正式写作，也包含了我还是以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对世界、对时间、对生命做出的反应，只是在最后写成诗歌成品的意义上停止了写作。这也是我对写作的看法，写作不仅是写在纸上，那对我来说太容易，我要克制自己的灵感。不写在我这儿和在其它人那儿不是一回事。诗人中成为小说家的很多，当官的也很多，诗歌只是很多人生命途中的一站，对我来说是像天花一样必须发出来的。我一点儿不认为，写诗可以拔高我的生命，或塑造我另一个生命，而是自然的一种工作方式，我天生就是诗人。我对世界的感觉，没有找到第二种表达方式。

　　停写十年给我特别大的好处。现在有个说法，对书的看法，不是以读什么书界定，而以不读什么书界定，诗歌写作也是，不是以写什么，而是以不写什么界定对写作的看法。我是经历了一个强制性不写的十年，每年只写一首诗。憋不住了，偷偷写一首。像糖尿病患者偷吃一块糖。那种写作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写作。

　　读书报：什么时候写诗，什么时候不写，你的认识一直这么清晰吗？如何把控？

　　欧阳江河：每个人写作有神秘的原因。不同时代、不同语言、不同的人在写诗，庞德、杜甫、李白、李商隐……他们使用的工具不同，语言不同，但是这些头脑都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马尔克斯获得诺奖时，被问及文学对你的回报是什么？他说，当你碰到宇宙里另一个和你模型一样的大脑，你会一眼认出它来。“认出来”，这是文学对你的回报。我在写诗的时候，跟这些伟大的“前脑”相遇、碰撞，这是诗歌带给我的。

　　我对中文诗歌始终持有一种敬畏感，既有一种敬意，也有一种超越的抱负，可能失败，可能力不从心，但也是一种存在。

　　读书报：“我就是在做一些和诗有关的事情，但我的生活完全不靠诗。”您目前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欧阳江河：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图书馆，是一个音乐旋律的图书馆，可以不停息地旋转两万个小时。我写乐评，写书法，我热爱生活，有那么生活的多可能性，为什么盯着诗歌？之所以定位于诗人，我总有道理。

　　读书报：在美国的几年，是用中文写作吗？

　　欧阳江河：“纸上谈兵”真是一种存在状态，德里达讲，语言之外别无他物，我们就生活在纸里。我生活在纽约，但是生活的地方与写作毫无关系，在语言的意义上、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完完全全活在中国，我脑子里想的接受的信息完全是中国的。

　　读书报：回到中国，看中国的诗歌，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欧阳江河：中国当代诗歌一直在变化，很有活力，写诗的人数量一直在增长。而且各种各样的动力和背景推动人们到写诗的序列中。最近一两年出现了特别让人高兴的现象，优秀的、严肃的、诗歌出版销量不错，带动国内一流诗歌的写作。由于传播方式和网络的界入，反过来影响了诗歌的写作，出现了网络语言，所谓“梨花体”是网络介入后才有的现象，如果在传统的出版界，这类诗连编辑这一关也过不去。诗歌的恶搞和娱乐化，从根本上来讲不代表诗歌写作的本质，它只是一个分支、泡沫，但从传播和写作的角度还是影响了诗歌。

　　读书报：您怎么看盘峰论争？

　　欧阳江河：这一论争提出民间和知识分子的冲突。这个冲突，只是从外部传播和批评方面影响了诗歌，好诗人是不理会这种批评的。我不认为盘峰对写作变化有实质性的联系。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分野，有积极的因素，你会发现，民间和知识分子的分野不是诗歌本身的分野，同样是准社会学的分野，诗歌真正的分野是好诗歌和烂诗歌的分野。

　　读书报：《凤凰》这首长诗，在诗坛影响很大。但是这样的写作与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诗歌也有很大的不同。

　　欧阳江河：我的写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反消费的美学诉求，更多地带着一种超出诗歌的批判的眼光。我甚至把理性与非理性都调动起来，把它们综合造成一种诗意。当然，不是那种优美和打动人心的诗意。那些对我来说都太简单了，有青春期的成分在里面。那样的诗意在对抗性、批判意识等等之外，还有年轻人的清纯本身所具有的激动、挫折感和欣喜若狂的东西，以及愤怒。

　　读书报：您觉得目前中国诗人的状态如何？

　　欧阳江河：中文诗歌原创性的写作，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高度，但是另一个方面始终被忽略，就是复杂性、广阔性。我的抱负就是希望我的诗歌成为语言加速器，让语言因我的一已之力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中文语言的一部分面貌。因为中文语言一直认为不够精确，词和物在中文中越来越被忽略，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尝试和呈现，恢复一些力量。如果当代诗人没有这个抱负，是走不远的。另外，诗歌批评严重缺席，批评也已体制化了，不是从诗歌写作的深处蓬勃出来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