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张炜,1956年生,山东龙口人,原籍栖霞。当代著名作家。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擅长篇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瀛州思絮录》等;短篇小说《玉米》、《声音》、《一潭清水》等;散文《融入野地》、《夜思》、《筑万松浦记》等;诗集《皈依之路》、《家住万松浦》等。
今年,成名已久的作家张炜向世人全面展示了他惊人的创作力。他将自己的作品按“年编”形式分三个系列出版,分别为:张炜散文随笔年编、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张炜长篇小说年编。
这是张炜所发表的1400多万字文学作品的精选结集,展示了他三十多年来“像是在写一封长信,它没有地址,没有规定的里程,只有遥远的投递、叩问和寻找”(张炜)的创作生涯。
1、患得患失不应是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
傅小平:在最近的几部作品里,您比较多地提到“简单”、“朴素”等字眼。我想某种意义上您是针对当下纷乱浮躁的社会人心才有此一说的。
张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没有什么奇怪。知识分子要践行,更要提议和呼唤。如果大家都觉得没用,都不说话,这个世界就是无声的了。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方向做一些好事,这个社会的大背景才能改变。如果等待社会的大背景改变了才去做,那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傅小平:此前您在上海书展,参加“《行者的迷宫》座谈会”,以“默与鸣”为题,未尝不是包含了这样的呼唤。
张炜:“默与鸣”的说法源于古代的范仲淹,原话大概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在强调一个人要说出该说的话,强调为人的责任。真话还是要说的,尽管有时这会让人讨厌。弄清讨厌的是什么人、喜欢沉默的是什么人,这个很重要。“话多必失”,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患得患失却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其实一个民族的文明正是说者建立起来的,作家需要起码的勇气、天真和坦诚。
2、就写作学而言艺术没有“现实主义”
傅小平:在《行者的迷宫》里,您谈到作家的眼光既要向内,也要向外,并打通内外的界限,从而表达一种综合的经验。能否进一步展开阐述?
张炜:我的意思是,现代小说面临着更巨大的变化,可能它今后不仅要单向延续狭义现代主义的“内向”,而且还要注目十九世纪或之前的“外向”。“内”与“外”的接通与结合,大概是未来小说写作需要考虑和完成的一项大工程。
傅小平:有一个问题,您在一些篇章里也曾谈到。作家步入写作之初,他的文笔会有些稚嫩,但常常不经意间会让你感动。写作时间长了,这种感动就会慢慢消失,甚或为了让写作有一个客观的面貌,他们会刻意过滤掉这种感动,有些作家甚至把感动等同于煽情。
张炜:人如果不再感动了,作为一个生命失去了这种能力,实在是一个大悲剧。感动如果成为写作者的一种姿态和手法,那也很廉价。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这也和感动的“贬值”有关,曾经被推崇的浪漫、抒情等,都被视为不真实,也因此越来越淡出写作者的视野。
张炜:“浪漫”在我看来更多的不是创作方法,而是艺术本来就有的质地。没有飞扬的想象,没有激越的心灵,哪里还有艺术的酿造?从现实到艺术是一个心灵酿造的过程,发生的是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没有将现实生活当成酿酒的粮食,这种“现实”对写作者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说,缺乏浪漫情怀的写作者,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就写作学的意义来推论,甚至可以说艺术是没有“现实主义”,而只有“浪漫主义”的。当然这样讲并不妨碍研究者的学术说辞,也不妨碍他们从作家作品的外部色彩上做出某些解说和概括。
3、构思一部作品会放在心里许多年
傅小平:有评论家近乎执拗地认为,十卷本《你在高原》不能称为长篇小说。对此您怎么看?
张炜:这样的评价太高了。如果《你在高原》不能称为长篇小说,它的异样品质会更好。可惜我在专业小说写作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年,或许早就没有挣脱的凶猛了。小说是各式各样的,认为超越某个凝固的模式就是虚妄,也是门外之谈。
傅小平:您的整体创作,尤其是《你在高原》,书写的是一个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体现了您宏大高远的精神追求。对眼下这个时代,您作何判断?文学又当有何作为?
张炜:我希望作家的写作能有超越性质,不要被时代潮流和倾向所淹没。可以一块儿呻吟,也可以独自呼号。但不管怎样都要有生命的质感,不能空洞苍白和大而无当。
傅小平:我对您的写作构思和布局特别有兴趣。
张炜:我构思一部作品,哪怕是一部短篇,往往都会放在心里许多年。它只要放在心里,就会经历无数次的修改,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修改都会发生。一个人有再强的思维能力,有些大工作还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计划起来。有人担心存在心里的时间太长了,要写的东西会不再新鲜,会有陈旧感。其实一旦陈旧了就等于这枚种子发霉了,那它就不再需要发芽了。真正茁壮的种子一定会生长出来。一般来说,单薄的作品,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埋在心里的时间还嫌太短。
4、书院是投向实用主义的小小一镖
傅小平:正因为您诉诸文字表达的,都是深埋心里不能忘却的,您的多产更让人感到震动。
张炜:一个作家多产,他需要的理由也多。如果是一个有大牵挂的生命,想不多产都不行。这些年我忙碌于写作之外的事情(办书院和山地考察等)太多,产量也就不多,算是中等吧。你说的一些人物的演讲记录,如果不重复、有新意,那恰是难度更高的创作。多产一般要来自精神强度,来自认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对文字的认真,很可能会到了近乎苛刻的状态。通常来说,芜杂的堆积只会令人厌烦。
傅小平:总体看,您的写作是严肃庄重的,这和当下流行的写作格格不入。您认为流行的写作观念是否包含了某种误读?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写作状态?
张炜:娱乐作品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不能让所有人都投入娱乐。通俗作品也自有价值,但不能让所有作家都去写通俗作品。我不是写娱乐作品的,也不适合写通俗作品。至于说让更多的人欢迎,这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知道更多的人会欢迎什么。
傅小平:现在很多人谈到您,都会想到万松浦书院。您在很多文章里,都写到这个书院,可见对它倾注的热情。如果从精神寄托的层面上讲,这个书院是您的“瓦尔登湖”?
张炜:“瓦尔登湖”的思想并不怎么深刻,尤其在当下,但是真要实践它也不容易。今天有条件驻进这样一个“湖”的人,也确乎不多,太奢侈了。说到万松浦书院,它不光不是这样的一个“湖”,而且还和“湖”的思路背道而驰。因为书院是集合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地方,是深入探究的地方,是投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小小一镖,而不是躲个清静,不是闲情无为,更不是自力更生自我勤俭就能概括的。
5、我需要的写作时间不多,读书时间多一些
傅小平:您在写作中高扬诗性,且对“诗性”一说做了很多辨析。诗歌对您的写作产生了何种重要的影响?
张炜:我最早是写诗的,现在也一直写。诗处在了文学的心脏部位。诗歌虽然并不一定比现代小说更有表现力,但它的确是文学的核心,这一点不需怀疑。诗性的强弱当然决定了作家的品级,但诗性却不一定要由诗歌来表达。我认为中国现代诗的出路不完全在、或者说主要不在翻译诗那儿,而是继承诗经一脉,然后再往前走。
傅小平:您曾说过,自己一直在写诗,却苦恼于表达的困境。这该怎样理解?
张炜:我很早以前出版过两部诗集,前几年在上海文艺也出版过一部。不满意。不满意就得想法解决,好在还没有束手无策。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是核心,是最高品级。这和拥有读者的多少无关。现在的自由诗处于成长和探索的前期,甚至还不是中期。白话诗的音乐性减弱了,不能在心中歌唱了,这大概不是吉兆。大家担心它在歌唱中变成顺口溜一类。其实深刻和深沉的咏叹永远都不会成为顺口溜。
傅小平:在《夜间写作的人》这篇散文里,您写到夜间写作造成的损失,并对这一可能导致作家丧失现实感的写作表示警惕。事实上,我着实听说过一些作家习惯于在夜间写作,因为夜间会让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张炜:事情说那么绝对就有问题,我只是就一个方向说了一下。白天写作和夜间写作当然有些区别,这方面大家都有体会。可能各有利弊吧,平衡和控制一下也许有必要。我主要是身体扛不住,所以才白天写。我需要的写作时间不多,读书的时间多一些。
6、讲故事虚构事情,是容易藏拙的
傅小平:《你在高原》之后,您更多转向散文创作。更准确地说,是您在写小说的同时,一直在写散文。我们也看到,的确有很多作家倾心于写散文,越到写作的后期越是如此。当然有些作家,比如张承志,他坦诚自己越来越感到不适合写小说,而且也越来越排斥虚构作品。那对您来说,散文创作意味着什么?
张炜:我的20卷散文年编是1982年之后到11年的全部散文,第一次集合到一起。1982年前的散文太差,一开口就是片面性,荒谬得很,于是没有收。而我的小说年编是从1973年的作品开始收的。可见讲故事、虚构事情,是容易藏拙的。胡言乱语言不及义,胡扯,耍滑头打哈哈,有时候还会让人当成“大学问”“大思想”去推崇,而要直言和阐明理性就不那么容易了,想打个哈哈蒙混过关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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