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作家熊育群，曾凭借散文集《路上的祖先》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最近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连尔居》。《连尔居》写了一座村庄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它是人类的“现代”魅影与大地寓言。在赴京参加有关此书的研讨会之前，熊育群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熊育群《连尔居》不是一部乡土小说

　　熊育群，一级作家。湖南岳阳人，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曾任职于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湖南省新闻图片社、羊城晚报，现任广东文学院院长、广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兼职教授。

　　1985年开始发表诗歌，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郭沫若散文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连尔居》，诗集《三只眼睛》，散文集及长篇纪实作品《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西藏的感动》、《路上的祖先》，文艺对话录《把你点燃》等17部作品。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壹

　　别因为《百年孤独》写了马孔多镇，就把它归入“农村题材”

　　羊城晚报：《连尔居》是写你的故乡，乡村这个题材已经被写得很多很滥，你写故乡的哲学何在？是寻根，问祖，猎奇，反哺城市，还是有别的原因？

　　熊育群：的确是写我的故乡，而且连名字也是真实的，你几乎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小说的每个情节，可以把它当成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来读，但也可以把它当作天马行空的魔幻作品来读。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具有魔幻性，楚文化更是如此。乡村题材我们的确把它写滥了，如果我没有自己异样的感受，异样的认识，写它何益？

　　老实话，这部小说是它自己钻出来的。我当时正在写一部抗战年代的长篇，中间因为要给某刊物写篇文章，突然觉得它像一部长篇里的一个章节，于是，很冲动，再次放下抗战的长篇，写起了《连尔居》。很奇怪，这是一种招之即来的东西，好像它早就在那里了。顺着往下写，完全凭感觉，写得特别顺畅，有一种力量拽着我往前走。

　　羊城晚报：但您不同于旁人的乡村认知何在呢？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写这样的小说，故事发生时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原因却是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有它现实的原因。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我们其实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经历自然会让我进行比较，思考什么才是合符人性、是人真正想要的生活。人类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充满着迷惘和压力，爱的能力被焦虑取代，甚至我们的幸福感也被商业的力量塑造着，显得那么虚假。人的主体性、私密性、尊严都被侵蚀。人们为什么要如此行色匆匆？谁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这些让我不断地回到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村庄——连尔居。它是一个从洞庭湖围湖造田围出来的村庄，在芦苇、河汊、黑土地的辽阔荒野里，人们直接面对着大自然生存，每个人都有自己丰富生动的表情，有自由意志，有最自然的个性，独特的才能，特别是平等、宽容、尊严、善意和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意识形态、科技和外来文明侵入前，它几乎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人类在大地上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它能让人回到人类最初的状态，至少让想象抵达那里，是现实让我看清了从前的生活。我意识到，什么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什么是人的本性，而那些最基本的不能被改变被压制的人性，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应该尊重并誓死捍卫的。一旦偏离，就离开了人本，走向了异化，甚至精神分裂。

　　因此，我不认同《连尔居》是一部乡村题材小说，正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写了马孔多镇，你不能认为它也是农村题材吧？他写出的是拉丁美洲百年风云。它丰富的内涵也远远超出历史范畴。我认为马孔多也是马尔克斯建立的一个模型。

　　贰

　　小说没有放之四海皆可的，一定得有泥土气

　　羊城晚报：不少作家都热衷于写某个地方，比如王安忆写上海，莫言写高密，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你写的则是连尔居。是不是作家更喜欢找到某个“自留地”进行深耕，这样更容易出彩？

　　熊育群：作家之所以写故乡的多，在于故乡是人最初感受世界感受生命的地方，是他的“血地”，第一声啼哭，第一声喊娘，第一次被教导如何做人，都在那里发生。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是最牢固的记忆，无论是从写作资源还是内在情感与文化来说，故乡都是最丰富的。乡愁是我们一生都无法摆脱的生命之树，它是情感和精神的皈依，无可替代。所以写故乡是自然而然的事。作为叙事策略，有的作家会有意集中某个题材或地方，以引起注意，但我相信大作家不会刻意如此去写。写作是来自生命深处的冲动，甚至是作家自己也不可完全把握的。

　　羊城晚报：《连尔居》弥漫着湖湘文化的巫鬼之气，为什么要营造这样一种氛围和意象？

　　熊育群：既有刻意也有不经意。写湘北，如果写不出这片土地的精神和氛围，写不出它的民风士习，小说就谈不上成功。没有放之四海皆可的小说，一定得有泥土气。楚文化是这样迥异于中原文化，它的气质如此绚烂、繁丽，又如此巫气氤氲，富于梦幻，人们生性敏感，生命意识强烈，我有一份野心去表现这样的文化。但这种魔幻不同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因为它来自日常生活。这里有《瓦尔登湖》那样的澄澈之境。谭盾在他的音乐作品里已有出色表现，沈从文的文字、黄永玉的画都能看到这样的气象，诡异、空灵，这就是湖湘文化的神韵，天然靠近艺术。这些都是我们血脉里的东西。我很高兴作品具有这样的灵氛，而不是目前流行的同一个腔调的写作。

　　羊城晚报：你曾说，“守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不仅是你的创作理念，也是你的思想立场，如今依旧如此吗？

　　熊育群：有人说《连尔居》呈现出我想回到人类原初状态的努力，问我这是否意味着原初状态的人类生活更幸福？我想，人类迷失的时候往往是回看，从历史中寻求借鉴，我并非要回到过去，想回去也回不了。但只有了解历史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原始状态中有某种本真的本质的东西，需要我们经常温故，这也就是不忘本吧。欧洲回到它文明的源头希腊，便有了文艺复兴。孔子克己复礼，向往的是周朝，他面对的是一个乱世。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是对时文的一种匡正。我们纪念“五四”、纪念辛亥革命，也是因为它们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不都是当时的先锋吗？当你迷失的时候，你的根基是不是应该首先守住？现在，十年二十年后人类生存的景象我们都不敢想象了，人类走向何方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

　　叁

　　星星众多是繁荣的前奏，月亮也许已在云端

　　羊城晚报：你从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工科出身的背景是否会影响你的写作？

　　熊育群：当然会。好的方面，我没有陈规、没有束缚、没有框框，可以无法无天，凭天性去写作。当然也会碰壁，走很多弯路。这逼得我不得不四处求学，人文方面的知识全都自学，有的学得还很深，这时还是会羡慕科班出身的人。但工科的思维让我很放得开也收得拢，我不怕“乱”，最后总归会出现一条逻辑线。大学其实只是一种最初的素养，学什么都没太大关系。大学给你的是眼界、气度、方法、习惯和气质这样的东西，知识其实少得可怜。一个终身学习的人与一个不爱学习的人，不用十年，他们之间的距离已判若云泥。

　　羊城晚报：你从湖南来到广州之后，似乎就不再写诗了，这是为何？岭南如何影响你的写作？

　　熊育群：初到广东，干什么事都要以金钱来作衡量的标准，几乎当作了价值观。这对当初把诗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的我打击多大不难想象，有一种幻灭感，诗情冷冻。两年后再写，完全是为自己，我写了锁进抽屉，连发表的欲望都没有。这种打击当然也把我的虚荣心打掉了，人一没虚荣就变得大气了。我的写作全面恢复得益于我的西藏之行，三个月的生死之旅，瘦了20斤，那真是生的磨难，是另一种脱胎换骨。我获得了一颗平常心，终生受益。以平常心来看岭南，就发现了它闪光的地方，客家人的文化让我甚至有了精神上的皈依。

　　羊城晚报：常有人说，广东文坛，只有星星，没有月亮，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熊育群：星星众多是繁荣的前奏，月亮也许已在云端，若干年再回首，当年的明月会依稀被忆起来的。我相信广东是能出大家的。

　　羊城晚报：你的散文集《路上的祖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当时你说，既感到意外，也感到不意外，但至少不再担忧自己是否误入歧途，得到了肯定。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曾经犹豫过选择文学这条路？

　　熊育群：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痛苦挣扎。文学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质疑，个人的才华也不是不证自明，只是因为深爱不能舍弃，精神上无法离开。我从不敢对它存幻想，文学对我的生活曾是负能量。但一路走来，还是文学救了我。它在我人生困难的时期成了我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是它让我从人性之恶中寻找到了通道——一生只相信善！这是挽救自己挽救世界的唯一途径。

　　快讯

　　《连尔居》研讨会在京召开

　　12月20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广东省作协、作家出版社、《中国作家》杂志主办的熊育群长篇小说《连尔居》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等出席并讲话，专家学者雷达、胡平、阎晶明、贺绍俊、孙德全、彭程、胡殷红、吴义勤、彭学明等发言。

　　专家们在研讨中谈到，《连尔居》写了一个现实中的村庄，位于洞庭湖东汊的屈原管理区，是当年围湖造田围出来的村庄。它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马孔多镇一样的神奇，有卢梭《瓦尔登湖》的澄明之境，它是人类在大地上原始本真生存的一个模型。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他们典型的性格代表了人类某一种基本特性或天性：好奇心、好胜心、权力崇拜、盲目性、同情心、自由天性、贪心……荒沼中原始的村庄经历了现代文明侵入的历程，现代器物、发明、观念、意识形态……特别是收音机、广播、手表、电话、照相术等典型的现代技术符号，构成了“现代”对乡人惊骇的诱惑，深刻地改写了人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