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淑芳：读了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守正纳新 思理常青》一文，很受启发。您以自己为学经历的体会，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及实践性方法问题，并结合您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的专业，从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应的论述。您能谈谈您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吗？

　　刘中树：我这篇文章酝酿了好长一段时间，其中有些内容是在为我们学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讲到的，后来，又应一些高校同仁之邀， 为这些高校的研究生讲过。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萌发了将这个问题系统化的念头，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面世。至于说到这篇文章写作的初衷主要有两个：一个 是我想对自己五十几年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一个总结；一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特别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在研究方面出现的一些 倾向，结合自己“为学”的经历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当然，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所说的“倾向”，不仅指我认为是不良的倾向，也指良好的倾向。可以这么 说，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良好倾向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我立论的正面论据，也是直接启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基础，因为，我认为，这些研究成果的生命力虽然 来自各个方面，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是这些成果既坚持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又十分成功地吸收了国内外新型的理论与方法，从而实现了学术的创新；而一些不 良的倾向，比如说，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追求在文学研究中所谓的“成一家之言”的倾向，生吞活剥外国的理论框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事 实、问题的倾向等等，则是激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反向动力。

　　孙淑芳：您50多年的治学之道是什么呢？

　　刘中树：总结我50多年的治学之道，可以概述为：守正纳新；知人论世；论从史出；文本之本。首要之点就是“守正纳新”。

　　孙淑芳：您所说的“守正纳新”，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刘中树：“守正纳新”，既是文学研究，大而言之，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的原则，又是一种实现我们创新研究的方法。

　　孙淑芳：您能具体谈谈吗？

　　刘中树：作为研究的原则，所谓“守正”，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现 实生活中的精神、物质和政治文明建设当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具体的实践问题，并且以此来丰富和推动我们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当然也包括丰富和推动我们中 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建设。这一点我在你看到的文章中已经专门论述了；第二个方面，我在文章中没有特别谈到，今天看来，这也应该是“守正”的内容，那 就是要有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气度，即用科学的眼光接受一切健康的文化遗产，并坚守、弘扬这些健康的文化遗产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这些文化 遗产，如果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界定的话，我认为可以分为“远遗产”，也就是我们习惯称为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也有“近遗产”，即20世纪中国文化的 遗产。

　　孙淑芳：那么我们习惯称为的“近代”的文化遗产，是否可以称为是“中遗产”呢？

　　刘中树：我认为是可以的。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没有近代，何来“五四”。所以说近代文化遗产是“五四”新文化与古代文化的一个中介，应该是经受得起 事实与逻辑的检验的。不管我们如何称谓过去的文化遗产，总之，我们不能虚无主义地对待过去，还是那句话，只要是健康的文化遗产，我们都要坚守。所谓“纳 新”也就是要用求实的态度汲取各种外来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这一点你们年轻人是最有体会的，也是最能接受的。

　　孙淑芳：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如何做到您所说的“守正纳新”呢？

　　刘中树：这就涉及到作为方法的“守正纳新”的问题了。要做到“守正纳新”，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读“原文”，要通过读原文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 中国文化遗产；要通过读原文来理解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我曾经发现一些学政治的、学哲学的、学思想教育专业的学生，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 作；我还发现，在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有些研究者的论文、著作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要么没有出处，要么是“转引自”，这都是因为没有读原 文。同样，很多利用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现象、作品的论文也是如此。有的虽然也标了出处，但一看就知道是从别人的文章、著作中转引来的。 还有，谈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观念，连《论语》《孟子》《老子》等都没有读过，或者只摘取只言片语的现象，我想在目前的研究中也是较为普遍的。如果从事研究 而不读原文，不将原文都尽可能地读全，我完全可以说，是既无法“守正”，也无法真正实现“纳新”的，所谓“创新”则更是一句空话，因为，不读原文，你是无 法从整体上来理解相应的思想和观念的。而当你对原文的思想观念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的时候，你的误解也就常常不可避免，试想，以被误解的东西来“创新”，这 种创新的成果不说是畸形的，起码也是难以吻合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观念的。

　　孙淑芳：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刘中树：要说注意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要进行辨析。如，读马列的原文，过去我们常常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这个我自己深 有感受。过去我们讲文艺学的理论，应该说常常都是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我学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的理论，是受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我们同学在 课堂上，常常听到的也是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理论。今天，当我们从这里挣脱开以后，又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怀疑。我们认识到说过去的这 个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对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用呢？我们对它的真理性又产生了怀疑。所以在今天，我们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应该说还不是很熟悉的，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接触的知识比我们多了，确实多了，过去我们接触不到的，比如说存在主义啊、现代主义啊，这个主义那 个主义啊，早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就已经产生了，但是我们接触不到。我们接触的是前苏联的那些长篇大论，苏联的理论家、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一写文章就是 长篇大论，逻辑推理。我们接触那个花了很多时间。今天青年一代比我们接触的多了，什么都能接触得到。但他们现在又有了他们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反而淡化了。我们在教学的实践当中，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忽视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结合现实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实践，来认真地学习、 科学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这个作为灵魂来创造我们的理论，来建设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来指导我们自己的学习，来指导我们的教学和我们的科研。这 是一点。但反过来，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纳新，不断创新。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盲 目地拒绝西方的文化和传统文化，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也是先进文化，我觉得应该有这个认识。“先进文化”不只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先进文 化，无产阶级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是只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的文化，都是先进的文化。但是先进的文化也有它历史时代的特点，也有它 历史时代的局限。毛泽东当年针对当时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作出的理论阐释是不是先进文化？是，但是今天有些东西可能就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 生命就是要不断纳新，不断创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就是对原来的一种纳新、一种创新。这样理论才能够发展。所以 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包括吸收人类一切的先进文化。

　　孙淑芳：您说读原文并要科学地理解原文的精神，这的确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从知识学的角度看，也是很重要的。

　　刘中树：说到知识学的问题，我在已经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没有具体谈，我只谈到了我们的理论创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和 理论问题。我认为，坚持守正纳新、守正创新才能有创造和建设，离开守正纳新、守正创新就不能有创造和建设。对文学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就更应该 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就必须要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人生，关注现实的理论和学科的热点问题。

　　孙淑芳：您所列举的一个“创新”的例子，就是您写的这段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大景观就是‘方法论热’。新方法的引 入，较早的是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如林兴宅在《鲁迅研究》双月刊1984年第1期发表《论阿Q性格系统》，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阿Q性格作为一个 有机系统，分析系统内部各种性格要素之间的联系，并从这种联系中确定阿Q性格自身的逻辑统一性。这虽然不无机械地搬用系统论方法的缺陷，但是却对新方法的 引用起了推动作用。”您充分肯定了新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提到注意运用过程中常有的“缺陷”，这对新方法的运用应该有所启示吧？

　　刘中树：这就涉及到你所说的“知识学”的问题了。《论阿Q性格系统》是一篇好文章。老一代的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在注意 吸收西方的一些理论方法；相应改革开放时代当代文学创作的新变化，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对新方法的运用也更为关注和时兴，如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心理 分析的理论方法撰写的论文，王璐的《“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对陈染作品的一种解读》、汪政的《“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漫说艾伟和他的 〈爱人有罪〉》、罗兴萍的《〈黑暗传〉与〈圣天门口〉的互文性研究》等，都是很不错的研究成果。对新方法的运用的成功与不足都涉及到“知识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