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当下的写作中，人性往往是无法绕过的话题。急躁的社会氛围、游移不定的心态，使得不少人隐藏起自己的内心，带着面具生活。对于这些善于矫饰、长于辩驳的人而言，“知罪”与“认罪”俨然成为避之而不及的“陌生词汇”。近期，河南女作家乔叶推出了她的长篇小说新作《认罪书》，作品从女主人公“金金”的叙述展开，由“现有之罪”回溯“原初之罪”，以交叉叙事结构展开，在现实与记忆的交错中探讨特殊历史时期中社会畸变对于人性隐秘而漫长的侵蚀。

　　“由面对个人的‘小内’，转向了面对群体的‘大内’”

　　记者：在您的许多作品中，女性叙事不仅是故事发展的基本构架，也构成了文本本身充满情感特质的推动力。虽然以一种相对独立的“书中书”的方式来形成结构，但您的新作《认罪书》在情节设置上可以说也沿用了这一特质。对您来说，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女性叙事策略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乔叶：对读者而言，阅读时第一人称更有贴近感。作为写作者，对我而言，第一人称是可以相对稳定的叙述角度。第一人称有很多局限性，我喜欢这种局限性。对于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我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叙述自信。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上帝，我本身是那么有局限性，我不能无视自己的局限性。而在《认罪书》中，因为“我”也就是女主人公金金的局限性，小说的悬念和张力才得以慢慢展开和延伸。她不知道的是那么多，所以她会一步步走向真相深处。至于女性叙事策略，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这就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记者：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认罪书》似乎有意识地在做一种由内向外的转变，从以前对于个人心灵的探索逐渐向对于群体心理、时代心理的探索，这方面的转变由何而来？

　　乔叶：你觉得是在由内向外吗？我觉得是在由内向内，不过是从一种内转向了另一种内，是由面对个人的‘小内’，转向了面对群体的‘大内’。至于转变的原因，很简单地说，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因为文学经验的丰富，因为思考面的拓宽……各种因素作用下，逐渐不满足于所谓的日常生活书写，想要探究更深层的领域，做出更有质量的表达。而施战军先生在谈及《认罪书》时曾说过一段话，我觉得是很好的典型的评论家式的总结：“随着视野的扩张和写作的成熟，青年作家定会建构出自己的话语世界。置身其中的生活，何尝不是个人与历史血肉相连的旅程。言语、动作、神情、感触……一经沉淀和梳理，‘个人’便不再孤立和单薄，自我的人生、经历和经验，不能不和他人的心思以及繁多的关系交织缠绕，从而再自然不过地参与了对生命、时代、历史的精神整合。”

　　记者：作为长篇小说，《认罪书》的交叉叙事结构无疑对写作者提出了很高要求。多线交叉、多重叙事口吻的叙述结构，并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难度。这样的写法在您以往的作品中很少会出现，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结构？

　　乔叶：决定结构的只能是内容。因为小说中的多重叙述口吻，也因为小说里的多重故事情节以及多层次的时间段落，所以我衡量再三，决定采用交叉叙事结构。这是必然的选择。阅读难度是必须的，也是我想要的。我知道这个小说故事性很强，所以担心读者读得过于顺畅，只被故事的洪流裹挟而下。我希望这些难度的存在能够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时时稍作停顿，想一想，静一静，然后再继续阅读下去。

　　记者：就阅读感觉而言，这种多线交叉的结构对读者的注意力也有很高的要求，事件、人物繁多，再加上类似独白的“碎片”和穿插着的“编者注”，难免会让读者有一些零碎、无从下手的感觉。身为作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乔叶：“碎片”和“编者注”是我刻意设置的，“碎片”是金金在讲述往昔告一段落时回到当下的独白，呈现着与往昔相比她心态和心智的鲜明变化。“编者注”是象征最冷漠、最没有温度、最没有感情色彩的官方话语，用来与那些浓重的个人叙述形成对照关系。这两种形式确实看起来都是零碎，没有耐心的读者可以跳过去不读，只读故事本身。事件也并不算多，只是比较有历史纵深度。参与主体故事叙述的不到十个人，对于一个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而言，我觉得也不算繁多。如果有读者觉得这都算问题，那当然首先可能是我写得不好，笔力太浅。但话说回来，如果阅读的时候注意力不高，耐心不够，这样的读者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如果没有能力进行深阅读，那么无论读什么作品，阅读质量都很值得怀疑。

　　“如果不反思和警惕，我们一步就可以回到从前”

　　记者：在一个访谈中，您曾表示文学需要穿透新闻事件的表面，帮助读者看到人性深处的东西。在《认罪书》的创作过程中，这方面的尝试似乎没有过多深入，夹杂了大量对于社会当下问题乃至新闻事件的录入，甚至搬出对于专家反思“文革”的虚构式访谈，想请教一下这些要素对于作品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乔叶：如果我要以一个新闻事件为主体来写小说，那么我一定会努力让读者从新闻事件中去看到人性深处的东西，但《认罪书》 的故事主体不是新闻事件，而是金金、梁知、梅梅、梅好等系列人物的酷烈命运和罪责深究，这些才是小说的主干。一些社会当下问题和新闻事件的录入不过是主干之外的旁逸斜出，它们的作用是侧证主干，当然不能太费笔墨。第359页的访谈是整个小说最重要的那个核。作为小说的一部分，它当然是虚构的，但它所言说的东西又最真实不过了，我觉得。

　　记者：在阅读作品时，前半部作品对于情感、伦理的笔墨渲染较多，而后半部作品随着“金金”对于过往的执着探索，对于多人物的回溯以一个个片段的形式展开，如果说是突出“罪”，就阅读来说，似乎有些刻意，并冲淡了故事性，打乱了原本的叙事节奏。不知您如何理解？

　　乔叶：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过，《认罪书》就是借壳上市。借的是婚外恋的壳，上的认罪的市。因为要借壳，所以前半部要写情感，写伦理，借过了壳，后半部就深入认罪。而所谓的“罪”，在作品中是处处都有的，只是需要智慧的读者跟随着金金去认知、认证、认定，就是这样。整个小说的故事性太强，能如此冲淡一些也好。我觉得自己做得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过刻意。有眼力毒辣的朋友一语中的：“你用力过度。”可要我用力不够我也做不到。

　　记者：在这部作品中，作为故事的主角、陈述者和情节发展的牵引者，“金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也有读者提出，作为一个人物而言，“金金”并不“在场”，似乎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推动故事发展而服务，而并非传统意义上“故事为塑造人物服务”，您如何看待？

　　乔叶：金金并不在场吗？我觉得她处处在场。她没有在历史的场，在的是当下的场。这个当下在场的人一步步推动故事发展，就是我的初衷所在。我不觉得一定得“故事为塑造人物服务”，我觉得故事和人物可以互相服务。金金固然在推动故事发展，不过故事发展到最后，金金不是也脱胎换骨了吗？

　　记者：《认罪书》并非明确指出“原罪”，但作品直指“文革”。书写“文革”，却并不站在“文革”当场，而是在当代情景下反思“文革”所带来的持续影响，这在当下的书写中相当罕见且难能可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切入角度？

　　乔叶：“书写‘文革’，却并不站在‘文革’当场”，一方面这是我作为写作者的局限决定的。我并不曾亲历“文革”，所以进行在场叙述总是觉得胆怯。另一方面，从当下切入也是寻思很久的选择。“文革”已经远去，但正如陈毅之子陈小鲁所言：“其实当下社会还充斥着暴戾之气，‘文革’　的基因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亦如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韩敬群先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对横行与潜伏于历史与我们内心中的罪与恶，更当如是。我曾经以为我们已经度越了从前，其实我们一步就可以回到从前。”正是因为对他们的话有很深的体认，所以我选择了当下角度切入。———我们当下的许多问题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切都有源可寻。而我认为，“文革”就是比较切近的一个源头。

　　记者：从一定程度上说，所“认”的“罪”其实都很难说是实际所陈述的罪状，而是历史特殊时期对于人心和人性造成的畸变。这种畸变潜移默化，可以说间接影响和改变了这一辈人甚至并未受“文革”冲击的下一辈人的思想和行为。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您如何阐释在作品中的这一层蕴意？

　　乔叶：我觉得您的理解非常正确，这个问题问得也真好，我尝试着来回答一下：正因为这些罪都很难说是上条上款的实际罪状，所以这也正是我想探究和表达的。写这个小说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人物纪录片，叫《我是杀人犯》，主角是在16岁那年杀人的，那一年是1967年。我写的时候想起了这个人，我想：是从那些人直接杀人的角度写呢？还是从谁都没有亲自动手杀人所以谁都可以觉得自己无辜这个角度写呢？最终，我决定，就从后一种角度写。———我坚信，“文革”中尽管很多人都杀了人，但是和自认为没有杀人实际上也在杀人的人相比，杀人的人还是少的。自认为没有罪的人一定是绝大多数。这绝大多数是最容易被人原谅和自我原谅的绝大多数，当然也是最爱遗忘的对“文革”最保持沉默的绝大多数。从这个角度写，更微妙，更繁复，也更有我自己认为的意义。———这种对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去回避、推脱、否定和遗忘的习惯作为我们国民性的一种病毒，一直运行在无数人的血液里，从过去流到今天，还会流向明天。如果不去反思和警惕它的存在，那么，真的，我们一步就可以回到从前。也因此，每当看到“80后”、“90后”对《认罪书》进行阅读和评判的时候，我会尤其感觉欣慰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