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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每一代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机遇和困境

时间:2014-03-11 09:43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刘婷 点击:
渐渐要走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们,近几年在文坛形成了一种独特气质,也越来越受到主流批评界的关注与认可。他们往往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切肤的了解,又由于没有在市场中冲锋陷阵,而成为还有文学坚守的出版机构、还希望在物质之外找到点什么的读者关注的对象

在文坛常用的代际划分标签里,“70后”一向被认为是属于夹心层的一群。上接“60后”下启“80后”的他们,似乎面临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困难。他们没有赶上1980年代那个纯文学繁盛的时代,在那个时代,“60后”作家们获得了某种意义上可载入文学史的经典性地位;他们也没有在文学的市场化大潮中成为先锋,在市场中是“趁早出名”的“80后”们在呼风唤雨。就像《认罪书》作者、“70后”河南女作家乔叶说的那样,他们似乎“被委屈、被轻视、被忽略”。

“70后”

文坛形成独特气质

渐渐要走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们,近几年在文坛形成了一种独特气质,也越来越受到主流批评界的关注与认可。他们往往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切肤的了解,又由于没有在市场中冲锋陷阵,而成为还有文学坚守的出版机构、还希望在物质之外找到点什么的读者关注的对象。这一些名字和作品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路内的《云中人》、讴歌的《九月里的三十年》、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鲁敏的《六人晚餐》等,直至近日引起文坛极大关注的乔叶的《认罪书》。

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以及出版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单位,近日在中国作协举办研讨会,众多一线评论家对这部作品进行研讨,甚至多位评论家表示该书可谓2013年度最佳长篇小说之一。在他们的探讨中,作者的这部作品的创作特点直至“70后”写作的特点和意义,尤其是此前较少见于“70后”作家笔下的历史书写的“野心”以及对于评论“经典化”向这批作家延伸的问题,众多话题浮出水面。

《认罪书》

深入探察复杂人性

《认罪书》是一个关于沉沦与救赎的故事:某地官员梁知在省委党校进修期间与80后女孩金金发生婚外情,却在进修结束后抛弃金金。已经怀有身孕的金金由爱生恨,在步步为营的报复计划中,她不仅挖掘出这个家庭的一段隐秘家史,涉及“文革”之中的故事,更在自我情感历程和对自我遭遇的审视中,将每一个人逼到了生死边缘……该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引起评论界和媒体的关注,并夺得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等重要奖项,入选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

有评论表示,乔叶让“沉沦”与“救赎”这两种力量在小说中撕扯搏斗,对人类精神生活、对复杂人性进行了探察。其表现出的洞察力和批判力以及自省气质,对普通人“平庸的恶”的深入思考,都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小说紧扣了“要认罪,先知罪,面对历史,人人有罪”这一主题,从而将这段“70后剖析的历史,80后表达的历史,90后、00后应知的历史,60后、50后、40后……亲历的历史”,归结成为“这是所有人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加入了当代流行的元素,同时具备的情感、侦探、悬疑、推理等写法,也使可读性有了保证。

70后作家 小说对接历史

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带来诸多层面问题的思考。这存在于创作层面,又由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天然联系,有了更多延伸。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表示:“我们可能会发现这部作品,是不是触及到了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很重要很基本也很突出的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如何建构一种历史想像力,如何对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内在生活,一种进入和表现的能力等,可以说它是触及到了我们现代文学中、创作中、小说中,我个人认为一系列非常基本非常重要也是大家为之焦虑的问题。”

对此,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表示,70后作家一大批都在写长篇,他们原来注重写当下,对历史的叙事基本上采取有距离回避的态度,但是现在乔叶这一代作家也觉得当下容积不是太够了,对于他们的思索来说,他们进入了历史的叙事。这部作品,发现人性中最具有杀伤力的罪——冷漠,这个冷漠是“文革”精神后遗症,我们现在还存在这样的伤害,“文革”不仅伤害个人机体,更伤害了精神,伤及我们内心。冷漠症是人心败坏症的一种,这种病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病,它确实伤害我们的亲人、爱人、邻人,不断伤害别人,伤及的还是自己,不能不说这个发现在小说中慢慢呈现。

作者的话

乔叶表示,每一代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机遇有他自己的困境。前一段她与毕飞宇(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通话,他说了一个词叫文学成本,每个人要付出的文学成本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为60后作家,这个人的文学成本和那个人的文学成本也是不一样的,50后其实也一样,70后、80后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文学命运可能跟时代有关系、读者群有关系,机遇有关系,更恐怕和我们作家自己有关系,和我们作家对这个时代的表达和认知有关系,和对这个表达和认知的这个质量有关系,我觉得没法选择时代,没法选择机遇,能选择的恐怕就是自己,选择时代态度上,认知的表达质量上。”

通过当下反向寻找历史

我认为乔叶作为青年作家承担了这一代人的历史抒写,而且找到了她的一个路径,我一直认为作家是独特民族精神的记忆者……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张莉表示,乔叶不是一个“文革”的亲历者,主人公金金这个人物也是一个80后,“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小说有一个潜在的读者群,它其实是给更年轻的一代看,这个作品非常成功完成了一点,是青年一代认同和情感交流的一部小说,因为反向的挖掘适合青年一代读者去重新观察、感应和面对我们历史中不愿意去正视的东西。她做到了,我认为乔叶作为青年作家承担了这一代人的历史抒写,而且找到了她的一个路径,我一直认为作家是独特民族精神的记忆者,70后作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找到他的历史担承,这个小说做到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表示,乔叶这样追溯式的一种抒写,一种碎片、非逻辑性的书写,作家真正通过碎片这种非逻辑性找到内在真实或者内在逻辑。“我觉得这种写作对70后、对80后任务更大,都是特别大的一种挑战,但我们觉得这是可以的,历史瞬间包含很多东西,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当代史也都是历史,现实任何瞬间里边都包含历史某种逻辑,从现实来找历史是可以找到的。乔叶选的模式是通过年轻的金金来找到历史。这样一种书写把个人叙事慢慢扩张,扩张为历史经验,这中间是可以连接的。这里面有作家的知识,也有现实生活包含历史的空间、历史语言和逻辑在里面。我觉得这样一种剥洋葱或者碎片或者非整体的书写,也是70后作家一种比较能够使用的方法。因为60后、50后写历史是回到历史里边,70后从当下时间找到历史,反而把历史的延续更好地反映出来。”

寻找历史还是回归个人

乔叶的写作最让我期待的地方就是没有简单停留在历史上,而是回到自我。我们为什么要去寻找历史,最终是完成自我或者人性内在生长……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表示:“我注意到这部小说的框架基本上是侦探小说的框架,所以我也特别期待作者把这样一个侦探小说的技巧能够贯彻到底,不停地有各种的圈套、各种的斗智斗勇都把它写出来,我一直是这样一个期待,如果我觉得这个小说按照这个路子下去,可能是一部特别好的小说。但是非常疑惑,作者突然跑去跟‘文革’干上了,有些生硬,这样一个主体她怎么突然跟那么一段历史对接上了。70后这一代人开始寻找历史,大家都觉得很兴奋,我的感觉不是这样,我的感觉怎么这么快就老了,老得这么快,老得这么一致而且老得这么彻底,当然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历史写作有时意味着安全写作,文学尖锐的东西可能就消失了。这不仅是70后的作家,更年轻的作家也一样,一出来就那么老。这是我的逻辑,我的逻辑也许是错的,如果按乔叶的思路,这个从逻辑来看,乔叶的写作值得让我期待的地方,最让我期待的地方就是没有简单停留在历史上,而是回到自我。我们为什么要去寻找历史,最终是完成自我或者人性内在生长,这是文学最根本的东西,文学家不是社会学家,我们永远挖不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文学有它的利器,最终回到个人自身的成长,最后主人公金金成了文学青年写精神上的东西倒是非常有意思,也很值得关注,最后完成她个人内在的成长,她的精神性的成长,她不一样了,她的心智变得和以前不同,我一直觉得这是写得最好的地方。”

评论经典化向70后延伸

评论界长期以来的经典化工作,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必要向着60后、70后更年轻的作家,向着他们之中的重要作家逐步去延伸……

“70后作家受到重视,是去年非常重要的现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表示,“去年方方(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发了一条微博称,随着70后、80后人生阅历的增加,他们作品的力度有很大的提高,相信在这一代作家中一定会出现大作。去年70后作家作品小小的井喷,里面确实出现了有分量的作品。”

李敬泽对此说道,对于岁末年初各类好书榜提到的2013年的一些长篇小说,“我看了一下,我觉得综合起来看,你还是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就是说现在在我们的报纸、在我们的大众媒体上,能够引起关注的几乎依然完全是那些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不管好坏,不管写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大致上能够进入大众视野,能够进入我们年底好书榜评选。再往下的作家,除了个别的市场宠儿之外,基本上完全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这里说明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态和阅读生态是有问题的,说明了我们的懒惰,也说明了我们的不尽职和不尽责,也就是说仅就我的了解来说,我都认为如果说2013年值得注意的小说就是那么最后那几部,我觉得是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只看到了那些,这个我想我们批评家们、我们的批评界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同时也说明,我们现在对于作家的经典化过程,确实也有必要怀着一种发现的热情,把我们评论界经典化的工作逐步地向着更年轻的作家去延伸。说起来我们会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是大众媒体的事,但我认为事情不那么简单,实际上大众媒体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评论界长期以来的经典化工作的结果,那么这个工作,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必要向着60后、70后更年轻的作家,向着他们之中的重要作家逐步去延伸,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进展和成果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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