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女作家蒋晓云的人生辞典里，“作家”这个称谓曾经中断了三十年，但一回到文学现场，她几乎立刻找到了当年的状态———敏锐、易感、直达生活的本质。台湾作家中，她的写作曾经是异数，现在仍是异数，她很少触摸所谓的时代“风潮”，而是固执地守护着自己对于传统话本小说的迷恋和敬意。在她眼里，写作就是写作，与一切外部因素毫无瓜葛。日前，蒋晓云来沪参加新作《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推广活动，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现实中的她与小说给人的感觉差异迥然，语速很快，常带着爽朗大笑，话语幽默、直接、简短。

蒋晓云：用文字为民国时代留下剪影

在蒋晓云的人生辞典里，“作家”这个称谓曾经中断了三十年，但一回到文学现场，她几乎立刻找到了当年的状态———敏锐、易感、直达生活的本质。台湾作家中，她的写作曾经是异数，现在仍是异数，她很少触摸所谓的时代“风潮”，而是固执地守护着自己对于传统话本小说的迷恋和敬意。在她眼里，写作就是写作，与一切外部因素毫无瓜葛。日前，蒋晓云来沪参加新作《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推广活动，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现实中的她与小说给人的感觉差异迥然，语速很快，常带着爽朗大笑，话语幽默、直接、简短。

“我独自发着‘思古之幽情’，实际却好像在一个电影布景里”

蒋晓云的小说中，民国时代是一段躲不过、忘不掉的历史。她不曾生在那个时代，却在长辈的断续追溯中一直为那个时期所着迷：充满动荡迷惘的那些年，人们是怎样求生，怎样维持尊严，怎样带着血和泪在多变的局势中颠簸沉浮。有些只是只言片语，有些则是有名有姓、情节曲折丰富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无论在她幼年时，还是离开写作、离开台湾去往美国以后，都在记忆中沉淀、发酵。

2006年到2010年，蒋晓云曾以企业高管身份在上海长期居住。因为工作和寓所都位于新天地附近，每天在石板路、旧式建筑中穿行的她也在无意中打捞着属于过往的记忆。“直到一天清晨，我因为开会而早早走上这条路，却发现竟然有位工作人员在开铁门。他不开门的话，我就没法走进这条路。我这才意识到，这里面全是商场，而不是我所沉浸其中的那个时代。”蒋晓云说，“这对我打击很大———我独自发着‘思古之幽情’，实际却好像在一个电影布景里，我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上海景致，其实是人造的、仿古的，一切都是假的。”

但正是这段在石板路上来来回回的履迹，让蒋晓云越发觉得有必要为那段时代、那些人写点什么。“他们之中最年幼的，如今也已入花甲、古稀的年龄，再不写，就真的被遗忘了。我被他们所深深打动，并且留存了那多年的触动，于是我还是想，写吧，一定要写。”“我不是一个有系统的被培养的文学尖兵型的人”

上世纪40年代，蒋晓云的父母在乱世中从内地去往香港，几经周折又到了台湾。“我父亲是那种真正的热血青年，大学两年级就从军去打仗，后来因为读过书，当过国民党的官员，再跑去经商。”去往台湾时，蒋晓云一家和许多人一样充满迷惘———回不去了，又不知怎样才好，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生活，就这样一过就是几十年。

对于龙应台和王伟忠的“败军之后”的定义，蒋晓云很惊讶，也很沮丧。“他们多是庶民，跟国民党、跟军队没有多大关系，也无所谓政治理念，本质上，他们是为了逃难而离乡，与败军之后的称谓并没有瓜葛，他们对国民党不信任，也没什么好感，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像是时代的‘难民’。”

正因为如此，她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朱天文、朱天心等“眷村”子弟并不相同。作为意外出生的小女儿，蒋晓云笑称自己“被当做孙女一样抚养”，她少有同龄玩伴，在家看的书也多是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阅读驳杂。拿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是一个有系统的被培养的文学尖兵型的人。”虽然免不了顽皮，但蒋晓云所拥有的童年世界几乎都是成人化的世界，她所交流的对象也很少是孩子或者同龄人。去朱西宁家做客时，她多是和朱西宁及太太交谈，21岁的蒋晓云看着19岁的朱天文和17岁的朱天心，好似在看几个玩闹的小孩。

“我跟她们的交集并不多，跟台湾那一批作家的交集也不多，虽然几乎同时出道，但似乎玩乐的都是不同的东西。”跟朱天文姐妹的“文艺气质”相比，蒋晓云更像是个精通玩乐的“野丫头”，她几乎凭着直觉保持自己跟“文艺青年”之间的距离。

“他们很忧郁，而我却活泼得不得了。”一次胡兰成在朱西宁家开讲座，蒋晓云也被叫去听讲，本打算去约会的她不情不愿地想出了个两全的法子———“我跟男友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听两个小时，然后跳舞去。”讲座上，她完全没有那种要记笔记、要认真听讲的自觉，打着哈欠只求时间快快过去。

就是这样一个“野丫头”，21岁时就发表了引发众人关注的小说《随缘》，22岁曾凭借短篇小说《掉伞天》获得联合报小说奖二奖(首奖空缺)，随后又连续获奖，被当时的张大春直呼为“我的偶像”，连夏志清都称她“不止是天才，简直可说是写小说的全才”，并亲自为她的小说集《姻缘路》作序。张爱玲“成名要趁早”的名言，在蒋晓云身上也同样适用。

“我的想象停留在那些离开的人身上，在他乡穿着旗袍在生活的那种人”

父辈离开大陆去往台湾，她又离开台湾去往美国。“离乡”这个简单的词汇对蒋晓云来说充满各种含义和可能性。“我每天都在想，像我母亲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家乡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离开的那个阶段，而原乡其实早就在发展中被不断更新，不断覆盖。———他们好似把自己的记忆保持在‘时光的胶囊’里。”蒋晓云说。

这种感觉，在远赴重洋时也时常出现。“到了美国，最惊讶唐人街的报纸还在称‘福特大总统’、‘卡特大总统’，这种称谓很多年前就已经在中国绝迹，而一些已经是第四代移民的华人，在生活习俗上竟然比我还守旧，这让我很意外。”她说，“那些离开的人的日子，我知道，但留在上海的人，那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的想象停留在那些离开的人，在他乡穿着旗袍在生活的那种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们，这都是有脉络可循的。所以我要为他们而写。”

多年后再次归来，蒋晓云也经历了许多归来者的阵痛———“回到台北，东南西北都不认识，非常痛苦。而上海却非常像我记忆中的中国，在这里，我可以把对原来台湾的记忆都移植过来，激发在台湾已经丢失的创作欲望。”于是，便有了这部讲述小人物人生的小说《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

“寥寥数语的故事背后，都是人生”

记者：《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在大陆受欢迎的程度似乎与台湾不同？

蒋晓云：有些台湾人觉得这本书不够“台湾意识”，写的并非是他们的故事，但我觉得天地很广阔，台湾很小，中国很大，世界更大，不能画地自限，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徘徊在一条窄巷里，需要走出这个局限，才能看到更多。

记者：所写的民国时代，对年轻人来说是否会有隔阂？

蒋晓云：作者只能尽力写出来，读者能领会多少，要看个人能力。比如张爱玲是上个时代的人，但她作品中的人性的东西不会变，读者能领会的话，就不会有隔阂。属于中国传统道德中核心的东西，也不会变，即使在多年时局动荡后，一旦稳定下来，这些品质会重新浮现。这是我在作品中很看重的部分。

记者：您认为自己与当下的台湾作家之间最大的不同在哪？

蒋晓云：我跟他们同时代成长，受的教育也差不多，所以说所谓的不同，大概还是性格关系比较多。我更喜欢用中国传统话本的方式来写作，对我来讲，讲一个故事，把故事讲清楚，把我想表达的意思隐藏在里面，我想告诉你的可能跟你得到的有落差，但这都没关系。就我的阅读而言，在他们的写作中希望倾尽所有交流的办法，用所有文字让你看到他们的内心。当你超越所有方式，想跟一个作者在精神上起到共鸣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样的方式更直接，觉得这个人在跟你交心。

但我比较狡猾，我看起来只想告诉你一个发生过的事情，通过故事，人物，选材来表达我想表达的，不管讽刺，幽默，同情，我都没有很明白地直接写出来。事实上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从故事里读懂我，和我交心，只是我隐藏得比较深。

记者：为什么离开写作，又为什么回来？

蒋晓云：我也想过把写作当一生的职业，但当时报酬实在太低了，没那么大劲，但还是喜欢的。而我最痛恨的就是别人告诉我，今天什么节，你写个什么给我。写作对我来讲是太好玩的事，没法为了报酬而作出任何牺牲。那个时代的人没我这么任性，我总觉得这么好玩的事，我想做就做，不想被任何其他目的所拘束。

记者：离开三十年，重新开始写作，还能找到当年的感觉吗？

蒋晓云：现在在写的时候，完全还是当年那种喜欢的感觉，高兴干嘛就干嘛。记得有人说我这属于玩票性质，我不服气，玩票是用来消遣的，而我是为了维护它的纯粹性。我希望自己能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下来做这件事，不想拿写作来换取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