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曾是我的主题，但当我完成小说的时候，主题已经变化了”

记者：如果说您的小说写作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寻找”。您的很多短篇小说，比如《寻找卫华姐》等，可以说就是对“寻找”这个主题的直接演绎，“寻找”也是您的长篇小说里一般会用到的结构要素。虽然如此，读到《我的名字叫王村》还是感叹，您居然以“寻找”为主题写出了大篇幅的长篇小说，何以如此痴迷于“寻找”的主题，何以有这样一次特别的写作？

范小青：正如你所说，“寻找”是我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我也写过很多关于“寻找”的小说，但是这部长篇，我自己觉得，“寻找”只是它的载体，是它的外壳，而不是它的灵魂。

以我的感觉，《我的名字叫王村》这部小说，可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主题，也可能有数个主题、许多主题。至少，“寻找”不是它的唯一的主题。

或者说，我在酝酿写作和开始写作的时候，“寻找”曾经是我的主题，但是当我完成了小说的时候，主题已经变化了，或者是拓展了，或者是异化了，或者是错位了，总之，“寻找”已经退到次要的位置了。

它的灵魂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我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只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种想扑向大地、想飞跃天空的感觉。

《香火》的责任编辑黄孝阳说过一句话：“《香火》是解开人与土地，人与生死，人与时间的第一颗纽扣，用的是只属于范小青的方式。”

关于《我的名字叫王村》，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也是其中的一颗纽扣。

记者：只要对您的作品有一个全景的了解，就会发现您对身份问题的追问是由来已久的。这部长篇其实也涉及到寻找身份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体现在这部长篇里，似乎可以做更为丰富多义的理解。

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弟弟”是不是另一个“我”，“弟弟”是不是“我”的灵魂，这个问题，在写作中其实并没有考虑得很清楚，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就是跟着“我”的内心在走。“我”的内心是什么，是艾怨和不舍，是撕裂和疼痛，是迷惑和追索，这些感情和感受，不仅是对“弟弟”的，更是对生活、对人生、对世界的。

我在小说中反复使用“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之类的绕口令似的迷径，应该是通过这种设置，体现现代人迷失自己、想寻找自己又无从找起，甚至根本不能确定自己的荒诞性。

记者：事实上，所有的寻找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生活或事物的不确定性。相应地，您的小说充满了对不确定性的探求，甚或是在情节步步向前的过程中，所有的确定，都是为不确定所做的铺垫，而结局仍然是不确定的。

范小青：不确定性贯穿一个短篇小说，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也写过不少这样的短篇作品，比如《生于黄昏或清晨》，比如《哪年夏天在海边》，但是一部长篇小说从头到尾弥漫充斥贯穿了不确定，这应该是一个尝试。既是艺术创作上的尝试，更是作者内心对历史对时代对于等等一切的疑问和探索。正如你所说，所有的确定，都是为不确定所作的铺垫，确定是暂时的、个别的，不确定是永恒的、普遍的。比如小说中“我是谁”，“弟弟是谁”，“我到底有没有弟弟”，都是没有答案、也就是没有确定性的。

记者：大约和您不确定性的探求有关，在您的小说里，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是非常重要的载体。您对新媒体有着如此深入的了解，且能如此娴熟地把新媒体结构进小说，是让人感到讶异的。

范小青：技术主义是我们永远的爱和永远的痛，物质发展，科技进步，让我们倍感舒适又备受煎敖，如果我们简单地批判技术主义，我们可以拒绝它，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完全彻底地拒绝它；如果我们单纯地享受技术主义，我们又为何会这般焦虑和烦躁不安？我所理解的关于人文性的理解，可能就是更多地理解人的多层次，多方面，多需要，多变化，等等等等。

记者：对照阅读您的作品后，我也多了一层不确定。这个不确定在于，当《我们的会场》《我们的朋友胡三桥》《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等小说中的复数指称“我们”，转变为《我的名字叫王村》的单数指称“我”时，这种变化，是否只是偶然，还是包含了深层的意味？

范小青：在现代社会，群体的困境和个体的困境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现代人是符号，符号就是代表性，所以，在使用“我们”或“我”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或者换个说法，在你的问题到达之间，是偶然的，但是现在你的问题来了，你的发现，促使和帮助我认真思考了一下，也回头审视了一下自己这些年的一些作品，我才发现，好像多少有些差异的，凡使用“我们”的，更多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比如《我们都在服务区》，写人被手机束缚，这是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有的体验；而使用“我”的，大都是在普遍意义的基础上，更直指人心(我心)，比如像《我在哪里丢失了你》，是通过丢掉名片，写现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最后在“我”自己的内心引发警醒，到了《我的名字叫王村》里的“我”，个别性就更显著。

所以，看似偶然，但是在偶然里也许存在着必然。

“我的叙述中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

记者：《我的名字叫王村》 这样一个“命名”是否受到了《我的名字叫红》的影响？您这部小说也有着循环往复的意味，“我”绕着“寻找”这个主题转圈圈，转到最后也很难说找到了什么。我的名字可以叫王村，其实也可以叫别的，甚至也可以叫“中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是能见出您写作上的雄心和抱负的。这部小说的创作，是否包含了您反映或折射中国普遍现实的意图？

　　范小青：坦白地说，没有受《我的名字叫红》的影响，在这之前，我也曾听到过这部小说的名字，但非常惭愧我没有读过。因为我始终是一个读书滞后于写作的人，我曾经错过了无数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但我却经常会在某个不经意间与它们意外相逢，我曾经写过一篇谈中外文学的随笔，题目叫 《倒置的关系也是一种关系》，我摘录其中一段：

“《香火》出版后，有几位批评家同时提到了卡尔维诺的‘轻逸’———坦白地说，这是我头一次接触到卡尔维诺，又一次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文学的窗户。我十分惊喜地阅读到卡尔维诺的一个短篇小说，写一家人逛超市，其实身上根本就没有钱，但是所有家人都尽情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家里需要的物品，堆放了满满的一推车，当然，最后他们必然是要把这些物品一一地放回原处的。但是小说的结尾出现了意外，使得他们意外地带走了货物。

这个意外是轻逸的，但又是更沉重的。

这是一次精神之旅，一种令人心酸的精神满足，是城市贫困人群的共同际遇，所以，我不得不又一次感受到我们的相遇，在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城乡简史》中，乡下人王才和他的儿子王小才，因为看到城市人账本上记着一瓶昂贵的香薰精油，他们无法理解香薰精油。后来他们进城打工了，最后，他们终于在城市的大街的玻璃橱窗里，看到了香薰精油。‘王小才一看之下，高兴地喊了起来：哎嘿，哎嘿，这个便宜哎，降价了哎。王才说，你懂什么，牌子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这种东西，只会越来越贵，王小才，我告诉你，你乡下人，不懂不要乱说啊。’面对城市的昂贵消费，他们表现出来的不是羡慕嫉妒恨，而是惊喜和坦然。

艺术本身是相通的，也许不一定非要通过什么桥梁，他在他那里写，我在我这里写，就是这样。”

再回到王村，循环往复是这部小说的特点，想要通过反复兜圈子所加强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现实，就是现实中无处不在的荒诞。

记者：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背景：中国眼下的现实是如此光怪陆离，作家们试图对此有所表现，甚至是一种全景的反映。但这种意图落实到实际的写作中，却常常是不尽如人意的。您的这部长篇也处理了精神疾病、拆迁等敏感的现实问题。但您的处理更柔软，更有弹性，是因为戏剧性因素的渗透使然，还是因为您的叙述始终带着一丝柔光，使得作品不经意间产生了一种晕染的效果。可以确定的是，这不失为抵达现实的一种可能的路径。

范小青：我想应该是后一种原因，我的叙述中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你用的是“柔光”———更贴切)。

记者：就小说叙述的内在机理而言，《赤脚医生万泉和》 在繁简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在《香火》里，您做到了以简写繁，以简单的语言、情节，写了一个让人难以猜解的谜；到了《我的名字叫王村》，恰恰相反，您是以繁写简。也就是说，您设置了那么多丰富庞杂的情节，诠释的只是“我”丢失弟弟，然后又去寻找弟弟这样一个“极简”的主题。您有没有过担心，这样一种处理，会让小说叙述变得过于漫长、缠绕，从而对阅读构成难度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