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王村》确实是一部比较绕的小说，人为地设置了许多弯道，许多直达目的的障碍，我发表在《收获·春夏卷》上的是压缩版，但是我的图书出版责任编辑张懿翎对我的压缩表示怀疑，“别的小说都可以压，但是你的这部小说，一个字也不能减”———这是她的原话呵。

找弟弟是一条引线，引着愿意看的人去看沿路的风景，这些风景，都是悖反的、有张力的、有言外之意的、需要回味的，所以，对读者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记者：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我的名字叫王村》称之为“后现代”的写作。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游戏”色彩，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拼图游戏来拆解、重组。而且小说里有很多重复叙事，走进每一次“重复”，都像是走进了博尔赫斯式有着更多可能性的“交叉小径的花园”。

范小青：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是有联系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里，到底有什么，在小径上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这是很关键的。或者用游戏来说，其一，游戏仅仅是游戏本身，还是在游戏的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最后游戏走向哪一种结果，其二，游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

后现代常常是体现无意义无价值的，是所谓零度介入的，而我的游戏看起来似乎没有结果，没有评判，但其实却是一种抗争，是人对现代社会压迫之抗争。

“我喜爱‘中和’之美，我喜欢我笔下的这些人物，不忍心把他们推向极致”

记者：很多评论都注意到了您关注生活日常的一面，但很少注意到符号性的一面。您小说里的主人公，经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就是要在名与实之间找到一个真实的通道，当然结果往往是非但没找到，反而越找越迷糊。

范小青：你看得很准，我的小说人物(近些年的)，很多人物都是符号性的人物，你从来看不到我描写他们的长相、身高、具体年龄等等，这些从不作交待，是因为不需要，他只一个符号，他叫什么名字都可以，不叫什么名字也都可以，他长什么样、男的女，老的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感受是现代社会中无数人的感受就行了。这与传统的小说离得很远。

他们是烦恼的，也许并不是莫名的烦恼，是身处物质时代给他们带来的躲避不开的烦恼，是理想与现实永远走不到一起的烦恼。

记者：很多评论都在讨论您的变化，就我的感觉，您的变化主要不是体现为叙述方式等等的变换，而是源于叙述视角的转换。而承载这种视角的人物，像万泉和、香火，都具有不可归入、不可分类的怪癖特征，人物的这种特殊性，又赋予了小说理解的多义性。这也意味着，您对笔下的人物有很强的认同感。

范小青：我想可能还不止是认同感，还有同质感。我写他们的时候，无论是万泉和还是香火，我自己几乎就是他。他的思考就是我的思考，我的心里活动就是他的心理活动。我曾经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写小说开始的时候比较难进入，是因为对人物还没有感情，一旦有了感情，一旦感情深了，等于一个朋友熟悉得很了，就下笔如有神了。”

至于人物的奇异性，特殊性，不可归入，不可分类，我想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的要求。

记者：说到您写作的变化，我还是想追问，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生活的变化所致；是您写作观念发生了变化？还是说比较多地受了评论的影响？读到几篇评论，都谈到您面对的很大的考验是，如何写出深度？如何获取自己的想法、立场和视角？当然带着这样的意识去写，会增加小说阐释的空间。但具体到写作，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范小青：变化的原因是综合的，用老话说，就是主、客观原因都有，而这种变化常常是不自知的，等别人说你变化了，你再回头看看，啊，好像是不一样了啊，哈哈，我有变化了啊，等于是在得意我有进步了啊，其实写作的时候，没想得那么多，只是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再其实，变化也不是简单地等于进步呵。我早几年在和汪政做对话的时候，就说过我的一个朋友对我的批评，他认为我的变化不好，以前的小说好。

记者：当很多人都在为您的变化感到惊奇的时候，我还是更乐意去找那些不变的元素。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不变的元素，最能体现作者生命的底色，写作的基调。比较一下万泉和、香火及《我的名字叫王村》里的“我”，就会发现一些共同点。他们和身边人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之间，都有着一种根本的不可调和性，但他们都是残缺的，然而又是极其坚韧的承受者，而这种承受最后都体现为一种不可摧毁的，带有圣洁光彩的力量。

范小青：你的体会是很到位很精准的，万泉和、香火、“我”(王全)，都是一类人物，虽然他们每个人开始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但是到最后，他们都成为坚韧的承受者，他们是我最爱的、投入最多情感的人物，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我的内心世界是相通的，相同的。

他们沉在最底层，他们懵懵懂懂，混混然，茫茫然，常常不知所措，但同时，他们又在历史的高度上俯视着，一切尽收眼底，看到一切的聪明机灵、一切的设计争夺，都是那样的混沌和不值一提。

记者：体现在这几部小说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您笔下的人物都呈现出一种“中间”状态，或者说他们都是不彻底的人物。即便是善良如万泉和、香火，他们的善良因为带有混沌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不彻底的。而一些人物即便是丑恶的，也会因为你深情的凝视，变成可以理解的。

范小青：这不仅是写作技巧的问题，同样也是写作者性格的问题，因我个性使然，我只能说，我喜爱“中和”之美，我喜欢我笔下的这些人物，我不忍心把他们推向极致，或死，或变精明了，或发大财了，或倒大霉了，或成大事了，等等，我不想那样。

有人对我的小说表示遗憾，常觉最后差一把力，其实这把力，是我自己省下来的。

以后会不会使出这把力来，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能力使出这把力来，我也不知道。

记者：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些人物，都是亦聪明亦糊涂，亦智慧亦愚痴。他们有些呆傻，有些天真，但说出来的话，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范小青：对，就是反着看世界，逆着看世界，看什么都是别扭的，看什么都是不顺眼的，这就对了。现在的世道上，有几句话你认为是真话，不是谎言，有几件事你认为是确定的，而不是变形的？

《我的名字叫王村》中的“我”处处和世道悖反，在世道中，他百无一用，几乎是个废人，但是他让我们看到了世道里的许多真相。

记者：不确定是不是一种巧合。这几部小说里都凸显了父子关系。有意思的是，类似弑父情结这样的解释，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我感觉里，这是一种有着戏剧性张力的关系。

范小青：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不是巧合，是内心某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我写 《赤脚医生万泉和》时，我父亲得了重病，我写《香火》的过程中，我父亲去世。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生命的人，是一个一直到老都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人，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从来不会想到自己会得什么病，更不会想到——当然，也许他是想到过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

父亲是应该一直活着的。

一直到父亲离开我们第五个年头的今天，我仍然不敢和别人谈他的事情、尤其不谈他的真实的病情，不谈他的最后的日子。因为，我觉得他会听见。他一旦听见了，他就知道自己不在了，他会伤心，他会害怕，他会难过。我不想让他难过。所以，关于父亲的一切的一切，尤其是他得病以后的一切的一切，都塞满在我心间，我不敢说，也不敢写。我不说，也不写。

五年了，我从来、始终没有觉得他走了。每每从南京辛苦工作后疲惫回到苏州的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开父亲房间的门，端详父亲的照片，然后我和父亲说话，告诉他一些事情，给他泡一杯茶，给他加一点酒。下次回来的时候，酒杯里的酒少了，我知道父亲喝过了，我再给满上一点。

在香火那里，他爹也一直是活着的。

“我在民间意识中意识到的问题，让我充满自信”

记者：对您的作品有较多的阅读后，觉得笼而统之说您与时代或世俗生活保持距离并不确切。实际上，您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对生活可以说有非常迅捷的反映。但为何读者对您会有静态的印象？或许在于作为一个以知觉见长的作家，您追随的是生活，而不是追随基于生活之上的文化、精神等观念或潮流。您的写作给我一种静水流深的感觉，即使是渗透了理性思考的长篇，它的底子还是看似平淡冲和的生活流。

范小青：这个话题是否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我在平淡的生活流中选择了能够体现理性思考的东西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