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或许和您与观念、潮流保持距离有关，实际上您很少写到知识分子群体。

范小青：坦白说，这是我的伎俩，当然并不是刻意使用的伎俩，是写作中自觉不自觉的选择和回避，回避直接说出自己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回避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回避？扬长避短哈，因为思想和观点一直是我的弱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弱项拿出来说事呢，孔雀都知道把漂亮的翅膀展示给人看，把屁股藏起来，何况人呢？何况我呢？

如果光思想说思想，光理论说理论，我肯定是一败涂地的。而我在民间意识中意识到的问题，让我充满自信。

如果拿灵魂来说事，我倒确实是认为，民间灵魂这个概念远远超出于知识分子灵魂的概念。

记者：同样是写生活，您对世态人情有特殊的洞察，很多故事都是在人际关系的层面上展开。而且在您笔下，即使是孤独的个人，也体现出某种开放和容纳的姿态。

范小青：从写第一篇小说开始，我就不是一个故事(情节)高手，写了三十多年，还是这样，我也很无奈，我可能也很想让小说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有时候已经下了死劲了，自己以为已经推到极致了，结果大家还是说，你情节性不够啊，你平淡啊。无语。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了与生俱来这个词的意思。

我喜欢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的感觉，这种细腻的关系，一直深入到肌理细纹里的，深入到骨髓里的，这些私秘的东西，隐藏着的东西深深吸引着我，诱惑着我，让我无法外化处理，我甚至让它成为小说的重要结构。在不能通过强烈的戏剧化推动情节的时候，这种结构还是能够派上一点用场的。

记者：即使您以第一人称切入叙述，您的小说也很少是主观抒情的。而那种客观化的色彩，或许正是您区别于很多女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范小青：每个人，每部作品，都有主观色彩的，我的主观色彩就是我的客观呈现。可能因为我的主观的东西比较隐晦，比较内在，影响了阅读的感受。以前常有一个词“零度介入”，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不存在的，只是看似零度介入而已。如果真的是零度，写作就完全没有方向，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现在我知道往哪里走，这就是主观。

记者：读您的小说，很多时候感觉是在看有窗的风景。你可以不去管这窗是朝着真实的空间敞开，还是画在虚拟的墙上；也可以不去管这窗是开启的，还是拉上了窗帘的。更进一步的感受，或许你是坐在慢速行驶的有窗的列车里，你可以从容地看到这些清晰的风景，而风景的不断变换，也不至于让你感到厌倦。

范小青：因为我的写作量比较大，我也想让自己慢下来，一年写一两个短篇，但是我做不到，许多年了都做不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我说过我是一个不写心就发慌的人，与其让自己的心发慌，不如还是写吧。但这就有难题了，哪有那么多东西写？尤其近几年，我的短篇小说的题材(或者说主题)其实都很相近——现代人的感受。我几乎从来没有写过历史小说，小说最早的年代大概就是抗日战争，而且这种作品非常少，篇幅也很短。

大量的现实题材的作品，生活中本身就司空见惯，在小说中怎么区别开它们，这是我的难题，也是我最用心琢磨的，“虚虚实实”“恍如梦境”之类的景象，是我的一种出路。

记者：实际上您的确如一些评论家所言，是一个难以言说、难以归类的作家。这或许是因为您的写作没有很明显的倾向性，也从来不是故作姿态。我觉得这些品质，包括您的温和与平衡都是一个作家难能可贵的品质。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作品可能会缺少一些力度。

范小青：我始终认为中庸是一种力度。是一种强有力的内敛的力度。

真正的力度不在于表面的强悍，不在于言语的尖厉，不在于态度上的针尖对麦芒。

对于现实，无论我们有多不满，我们都无法毁灭它，甚至都无法击碎它；　当然也绝不是与它握手言和、共赴温柔之乡。

肯定还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

文学观与人生观也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是缺少力度，也只能缺少了，因为这是我的人生、我的写作之根本，我无法改变，也无力改变，也无心改变(从前和目前)。

记者：就我的阅读经验，在所谓严肃作家的写作里，您恐怕是最多写到墓地的。或许，您如此频繁地写到墓地，不仅仅是因为其契合你的生命体验，更是因为墓地作为生死分界之地，能作为您展开黑色幽默叙事的舞台。

范小青：两层意义你都说到位了，一，和我内心始终存在的对生命的思考、敬畏，以及亲人逝去对我的影响，等等，都有关系。二，我的小说黑色幽默的特点通常是隐藏在平常日子中，隐藏在大白话中的，如果以墓地为舞台，就为这种叙事找到了一个最为直接、最能体现想法的切入点。想想也是，无论什么样的人，当他站在墓地的时候，相信他的所想所思，会和平时不大一样，很多人到了那样的地方立刻就会思考生与死、生命与生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还有人还特意到墓地去寻找心灵的慰藉。

记者：您的身份，对您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平时面对很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但你在作品中很少写到他们。从您的一些自述里看出，反倒是家里的保姆，还有与您很少有交集的快递员、保安等给了您创作的灵感。当然，生活与写作之间的相互影响未必是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

范小青：作家群体或者说知识分子群体，在前面几十年我的写作中确实涉及较少，这是一大堆丰富厚实的素材，一想到许多年积累的这些，我就会激动，就会觉得自己很富裕。但我得找到表达这些题材的恰当的形式才能进入写作——有些东西，太熟悉了，反而难写好，没有想象的空间，因为有时候生活比文学更生动、更精彩，如果直接写下来，且不说对号入座的问题，至少缺少了创造的快乐，单纯地复制生活既不是写作的目的，也不是写作的手段，所以，我得等待，等到什么时候，我说不好。

关于我的身份，那就是写作者的身份，写作者应该始终对生活保持敬畏、热爱和敏感，时时警醒，不能麻木，不能视而不见，正因为长期的保持，灵感才会突然而至，写作才能持续进行。当然，这种对生活的敏感是建立在个人和对历史的审视，对现实的理解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