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文革”前夕，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那时在文工团当创作员，怕遭到批判，连写了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战斗的童年》(即《闪闪的红星》稿子退还我。稿子，连同别人的书籍、文字，在院子里全烧了。我当时很感慨：文章误我，我误青春，以后不写了！”

85岁的老作家李心田缓步走来，爽朗地笑着，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的耳边恍若响起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那动人的旋律。小说《闪闪的红星》出版距今50年，同名电影距今也整整40年，但仍被一代又一代人熟悉着，从未远离。

对老人而言，回忆五味杂陈，他谈到自己童年含泪的微笑，谈到自己物不平则鸣的率性，也谈到对于创作的种种遗憾和不满足。李心田，这位从事文学创作近60年老作家，至今仍笔耕不辍，刚刚完成了《风筝误》，又在进行新的文学创作。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

李心田：我是先写字后读书。6岁那年，爸爸从官山镇回家过年，指着门上贴的对联告诉我：“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我不懂什么意思，也不认识，可是过后我还能背给爸爸听。爸爸见我记性好，很高兴，就买了两张光连纸，订了一个本子，教我学写字。7岁上初小，11岁读完初小进入私塾。一个班里有30多名学生，我是最小的，但被编入高班，除了听老师讲《论语》，还要读《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和《论说精华》，每人写300字小楷，每隔一天写一篇日记。老师很严格，背不过就要挨打。我很少因为背不出书挨打，因为背书得法，再加上也确实用功，一年内学了《中庸》、《大学》、《常用尺牍》等七本书，老师提到哪里，我能背到哪里，基本上背诵如流。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写作很起作用。私塾读了两年多，读了十多种古书，我的作文也常被老师拿来当范文，被贴在学校的墙上展览。

那个时候课外书很少，有时候从别人家里找来《三省庄招亲》、《珍珠塔》之类的唱本看，也看过《三侠剑》之类的侠义小说，对我有些教益的，是《三国演义》、《聊斋》和《今古奇观》。我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河边走了一遍。我的作品文化底蕴比较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这是我比一般人“占”的一点便宜。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李心田：1957年，我在《文艺学习》上发表《我的两个孩子》。小说有3000字，张天翼给我写的按语有近600字。他在按语里写道：文章失败和成功最简单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作品是否能够以情动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否能触动读者的感情。我先写了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独幕话剧《小鹰》，又以此为基础，写了电影文学剧本《小八路》。剧本发表后改成《两个小八路》出版，编辑李小文希望我再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个中篇，我简要向她讲了一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她说可以写。这就是后来的《闪闪的红星》(最初定名《战斗的童年》)。

我投入儿童文学，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开始便从“真情”出发，并且努力追求真善美。慢慢地，我离不开儿童文学创作了。1965年，“文革”前夕，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那时在文工团当创作员，怕遭到批判，连写了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战斗的童年》稿子退还我。稿子退回来之后，我很惶恐，又很爱惜自己两年多完成的书稿，就把手写稿交了，把誊清稿留了下来。交上去的稿子，连同别人的书籍、文字，在院子里推成一堆，全烧了。我当时很感慨：文章误我，我误青春，以后不写了！

读书报：后来《战斗的童年》又是如何变成《闪闪的红星》被广为流传的？

李心田：文革没结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永旺(后来曾任《文艺报》主编)来约稿，我把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了他。他看完后对我说：“我觉得行，拿回去再研究。”首先要集体研究，除接受社内众人的审查，还要请社外的权威人士看。李希凡曾被请去审阅这部稿子。他说，稿子还可以，不过可出可不出。一位军代表的意见就厉害了，他说：“像《鲁宾逊漂流记》，是什么意思？”幸亏当时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远同志顶住了，他当家，出了这本书。王致远建议我把最后一章改掉，不要让父子见面，大团圆就俗了，不如写一封信，不落俗套。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谢永旺觉得书名一般，要我改个名字，我苦想了两天，提出《闪闪的红星》。书印出来后心里没底，是当时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写了评论，认为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才放下心来。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部小说，又很快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那时候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尚未建交，德文译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与他们签约的。

小说流传开了，便有人找我拍电影，八一厂由王愿坚、陆柱国参加，济南由原作者参加编剧，在北京的总政招待所里一起完成了剧本。电影公映后，朱德委员长看了影片，为他的外孙女写了“闪闪红星”四个字，现在这幅手迹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

读书报：《闪闪的红星》已成为经典读本一印再印，现在看您觉得有什么遗憾？

李心田：关于小说，我和责任编辑谢永旺都有点遗憾，原稿中一些细腻的感情部分被删掉了，比如冬子妈对丈夫的依恋和牵挂，红军走后的失落感，以及对白军的恐惧。这些内容本来是很真实很感人的，但改稿时怕“不健康”，就删去了。另外，有些内容是不该加的加上了，比如读毛泽东的书，以及毛泽东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妇女和儿童来说，是认识不到的。由于改稿时的情况，怕人家说“不忠于”，也就勉强加上了。但是我是清醒的，小说该怎么写，我们都心中有数。

读书报：《闪闪的红星》之后，您还创作了很多其它题材的作品。

李心田：我后来到农村搞社教去了，每天和老百姓一样吃七两粮食。当时刘少奇有指示，说现在写工人的作品太少了，领导又派我到济南火柴厂生活了半年多，天天在车间劳动，和工人谈心，光谈话记录写了十万多字，翻来复去看了好多东西，写成了《跳动的火焰》，也拍成了电影，可惜没有宣传。我认为电影《跳动的火焰》艺术性要比《闪闪的红星》高。

读书报：相比而言，您的儿童文学作品影响似乎更大？

李心田：从1978年到1986年，我的儿童文学作品很多。我进入孩子的世界，先后写了几组短篇和两个长篇，《十幅自画像》写一个孩子在“文革”中的遭遇，构思很巧妙，把一个孩子从6岁到16岁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了；《船队按时到达》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写得很轻松，得了全国优秀儿童读物二等奖。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文革”时期，我都写了儿童文学作品，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时期，我又写《屋顶上的蓝星》，可是现实生活使我顾盼很多，写写停停。就像小说里韩方的怀疑：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好吗？它好在哪里？韩方在梦境中敲门，所有的门都是关闭的。小说写到这里，我这个作者心也冷了。我写不下去，我不能欺骗孩子说：我们的前途很美妙！同时我又不想让孩子的心灵遭受蹂躏。去上海开会的时候我碰上了当时上海少儿社的社长任大霖，他说：“这样的书只有你敢写，也只有你能写好！”回到济南后，我带着我的主人公韩方又去敲法律的大门，经过曲折的斗争，韩方的官司终于打赢了。小说后来在上海少儿社出版，内容提要上写着：“整个作品撼人心魄发人深省，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感染力。”

读书报：您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愿意作何评价？

李心田：不论写儿童文学作品还是其它，我都是唯事而发。路不平则鸣，我替孩子、替民族讲话，我希望逆境中的孩子承担一些困难，要锻炼他们的肩膀。有一个儿童文学理论，认为孩子应该有美好的、欢乐的文学，不要给他们负担。我认为这话说偏了。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在农村，没有那么多欢乐。我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共有8本，最后一本是《夜间扫街的孩子》，也是我最心爱的“孩子”。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宽容，只要是宣扬真善美，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和作品。文学艺术可能有时候是武器，但更多的时候，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

读书报：能否再谈谈您的成人小说创作？

李心田：1986年以后我的精力转到成人文学，创作了《梦中的桥》、《寻梦三千年》、《银后》、《结婚三十年》，中篇小说集《潜移》，中篇小说《人的质量》以及话剧剧本。作家应该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说出来。《寻梦三千年》里融入了我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不过在出版的时候，编辑和我商量别惹事，也删掉了一些内容。在这部作品里我比较集中地考虑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对某些正统思想有叛逆心理。我从古代的孔子、老子、管仲、屈原一直到写近代的马寅初、老舍，也写了当代王蒙。顺便说一下，王蒙的近作《一辈子的活法》是大书，畅快、豁达、通透，亮丽而博大，幽默而深沉，是一本不加虚构的自传。看得出王蒙对书中的每个字都是负责的，我很希望读书界重视这本关于真相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