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在喧嚣时代背后的作家

9月23日晚，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京颁奖。格非、徐则臣、黄传会、大解、刘亮程、孟繁华、赵振江代表获奖作家发表获奖感言。格非的获奖感言，将曹雪芹和鲁迅分别称作中国古代文学和近现代文学的制高点，他说：“仰望这两个高度，写作者还需努力。”

格非的获奖作品是中篇小说《隐身衣》，之前，这篇小说还获得了2014年老舍文学奖。

《隐身衣》以格非的朋友老余为原型创作。老余是胆机(电子管发烧音响器材)爱好者，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按他并不因境遇窘困而改变独特的人生信念，最终成了北京城闻名遐迩的“胆机之王”。

在这个时代，一个写作者又何尝不需要如此的坚持？格非不是流行作家，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与时代的趣味有着鲜明的对立，他的写作一直保持着特殊的文学气息。

格非早期以先锋小说知名，他与余华、苏童、北村等一起，有意避开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而进入对文本的探索。他擅长在小说中制造谜题，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青春时代的怀旧情愫构成了他主要的抒情要素，而在《隐身衣》中，这种怀旧情愫变成更为宏大的感情。

曾两次采访格非，第一次是在银川的全国书市，第二次是今年的上海书展。两次采访时隔两年，格非的白发似乎又多了一些。今年他整整50岁，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还是那个上世纪80年代文学潮流中走在最前面的先锋。他说话的语速很快，逻辑缜密，出口成章，但从他的言谈中很难捕捉到和俗世有关的只言片语。他以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与日常琐事保持了应有距离。其实，这恰恰是一个作家应该具有的对生活的“警惕”。

格非说自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确实不喜与人交往，能有个安静的创作环境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但他也有自己喜欢的生活。他在大学里做了二十年的教书匠，他喜欢音乐，家中有一整面墙的唱片，在《隐身衣》中他把自己对音乐、对音乐器材的独特知识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喜欢电影，欣赏费穆的《小城之春》和崔嵬的《小兵张嘎》；他喜欢围棋，一心盼着自己喜爱的马晓春九段能经常赢棋。

除了这一切，格非最喜欢的还是思考。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学家和哲学家一样，因为他们一定会发表对世界的洞见，发表他们的看法。只不过哲学家使用的是逻辑性的、陈述性的方法；文学家是通过打比方、讲故事，通过陈述具体的形象来展现这种意味。“如果你更善于形象思维，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学家；你喜欢思辨，你可能会像尼采那样通过思辨来思考问题。”格非选择了文学，他认为好的文学一定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学不能超出我们的预想、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就完全不需要文学了。”所以，读他的小说你会发现，你会随着阅读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谜一般的空间，在这喧嚣的时代，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故事里的世界。

格非口述

80年代的作家有一种共同体般的亲密感

1986年，中国作协邀请我去青岛参加一个笔会。在笔会上我遇到了多多、北岛等大师级的诗人、作家。我跟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见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北村，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北村比我还小一岁。年纪大的作家们都在一起开会，不带我们玩儿，我们很孤独。跟我们一样大的还有迟子建，但她好像也不太愿意跟我们玩儿。所以我记得有好几天，我和北村都在讨论残雪的小说，她的作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我对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感受，就是作家彼此联络很多，谁有了好书赶紧向朋友推荐，如果一个人买到一本很难买到的书，这本书就会以邮寄的方式在作家之间流传。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碰到过一件事情，有人带来一本安德烈·纪德台湾版的散文集，这本书很珍贵，但第二天那个人要回沈阳，六七个人都想看这本书，所以分给每个人看书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必须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把书看完。那个时代就是这么一种氛围，有一种共同体的亲密感。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反省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拿国内文坛来说，每隔一两个月的时间，就会发生“重大事件”。所以你去看80年代的文学编年，你会发现，那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我自己有幸经历了那个时期，今天想起来，觉得非常充实。现在我每次和余华、马原他们见面，一起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那个时候。所以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值得怀念的。

那时候我在华东师大，很多年轻的作家朋友在我们学校定期聚会，讨论文学，讨论各自的作品。除了文学氛围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评论家跟作家之间形成了很好的互动，一个作品刚刚发表，就会有很多评论家去解读、批评。评论家、读者在批评作家的时候不留情面，作家同行之间批评作品也不留情面，大家用不着顾忌说好话。

大家知道，今天这个风气已经变得很让人难受了。今天在正式的场合朋友之间不能说坏话，因为可能对别人的市场有影响，作家之间都讳莫如深，都比较谨慎。甚至作家私下见面，有的时候也不太敢交流对作品的意见。如果要我来回答今天文学的氛围和80年代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我们今天受商业化的控制越来越强。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有更好的年轻作家能够出现，形成非常好的、良性的互动。

名人访谈

格非 创造一个故事里的世界

本报记者 何玉新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8月生，江苏丹徒人。1981年入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代表作《迷舟》《褐色鸟群》《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隐身衣》等。

回归古典，仍是先锋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您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到后来有人说先锋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最近这两年因为马原复出，又有人说先锋文学复活了，这种变化是否会影响到您？

格非：马原也好，余华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曾经的先锋派。但是我在我的小说集《隐身衣》的序言中讲，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比较不幸，因为中国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作家不变化是不可能的。文学需要不断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不是先锋派所能概括的，我表示怀疑。有人说先锋派已经死掉了，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挺好，不死掉怎么会有新的先锋出现呢？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先锋派的复活。

记者：您过去的小说，比如《褐色鸟群》和《迷舟》，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后来的作品像“江南三部曲”相对来讲接近于古典主义，请您谈谈这种转变。

格非：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多一些笔墨，一个作家只有一套文字是不对的，需要多准备几套，到了一定阶段以后，这几个方面可以互相补充。一个作家的文字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锻炼，我的基本看法是，真正有自己语言特色的作家其实很少，我这话说得很苛刻。但你放眼去看，真正有自己语言特色的作家，没几个。这是一个作家毕生的追求，文字要把非常准确的意蕴、那种微妙的东西传达出来，这是文学最重要的功夫。有些作家大的东西能传达，小的东西传达不了。我也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在语言上有所变化。我的方法比较保守，我觉得变化不要太大，不要彻底把自己推翻，重新来一种语言。我不会这么做。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些变化，集小的变化成大的变化，若干年以后你可能发现，你的文字已经变了。

我跟学生说，语言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学生回答，准确。我又问他们，语言的最高要求是什么，学生说不知道，我告诉他们，还是准确。这两个“准确”可能不一样，最低要求的“准确”可能是把一个事件交代完整，人物各安其分；最高境界的“准确”，那种细微之处，微妙的地方可能是毫厘之间的东西，稍微过头一点儿，那个文字就不能看了。特别考验你的文字功力。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到国外，但您的小说语言可以说是唯美的、古典的，这种中国式的语言，在翻译上会不会有很大的障碍？

格非：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国人读非常有味道，英文怎么翻？完全没办法。这是文学里非常大的遗憾。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昆德拉式的写作，他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晰，句子也比较明白，比较短，翻译的时候比较好办。最难翻的可能是张爱玲的作品，她的作品好的地方在于味道，味道一旦失去，翻成英文可能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国文字，或者我们阅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时，都会有一些宽容。我在读外国作品之前，我可能会想这是哪个国家作家的作品，是谁翻译的，我对他们信不信任，作家都有这个习惯，首先会问这个翻译家靠不靠得住，如果靠不住，就不读了。

作家要适应市场，也要有所反思

记者：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市场化，做什么事情都在考虑受众，在写作时您会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感受吗？

格非：对我来讲，真正的读者我可能认识的很少。读者在哪儿？我是为虚幻的读者写作。比如说，我的书在一千年、两千年以后还有读者的话，这些读者我不认识，但是我还是会为他们写作。我写作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跟两百年以后的读者较量，我会思考，两百年以后的人读我的书的时候会不会明白我的书？

我的读者有两种，一种读者对我语言上的变化可能不太高兴；也有读者认为我在80年代的作品不能看，现在的作品更好。我觉得读者在解读方面有各自的自由。不管怎么样，我的看法是这样，一个人在35岁以后会发生重大变化。就是说，我原来不太喜欢的东西，突然喜欢了。我35岁以后对诗意、浪漫有一点排斥。不是完全排斥，而是我已经接受不了那种不着边际的浪漫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也许有一个原因，80年代我读现代主义作品比较多，30岁以后开始重新读经典，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这些作家的作品，我相信这种阅读对我会有所影响。作家不能装，假如说我已经出现变化了，我就不能坚持认为我以前的想法是对的，我在创作起来也只能适应这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