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会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格非：对于读者来说，读一本书，都希望把这个书记住，尤其是好书；可是对作家来讲，写完之后最大的愿望是把这个书忘掉。因为如果不忘掉的话，就没办法展开新的工作。所以多年来我也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很少重读自己的作品。把一个作品写完，就好像把一个负担卸掉，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天空突然变得很清新，所有的工作都很新鲜，我就开始积累这种新鲜感，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突然出现想写小说的愿望。

记者：您的小说里有没有自己生活的呈现？

格非：有，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既要把自己的痕迹放进去，同时也要抹掉，让它变成另外的东西，这是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如果在我的小说里发现哪些东西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我觉得你就是很了不起的读者，因为这种发现需要很多层次的转换。

一个记者描述一个东西，记录下来就行了；但作家不是，作家是看在眼里，暂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他会把这个经验积累在大脑里，到写作的时候要反刍——就像牛吃草一样，牛吃了之后吐出来的不是草——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反刍，反刍以后才能形成别的东西，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常识。所以我觉得毫无疑问，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我自己的经验，没有我体会之外的东西。但这个经验也不全是我自己经历的，也包括很多这个世界其他的信息，这个过程比较复杂。比如我读过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列夫·托尔斯泰，我也需要和这些人对话。比方说，我看到他们表达孤独的主题，假如换成我，我要怎么表达？他们表达过荒谬性的主题，换成我，我怎么表达？这就是对话关系，可以运用到写作中。

对年轻作家要宽容和鼓励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玩朋友圈，您对文学的圈子怎么看？您这一代作家会和“80后”“90后”作家交往吗？

格非：在小说界，尤其是最近这30年以来，大家的代际划分还是比较严格的。“80后”“90后”的作家我也认识，其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但很少来往，大家很少在一起谈事。我也不知道小说界这种“规矩”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的上一代——马原、韩少功、莫言、史铁生，我们大家能够坦诚相见，他们也很乐意提携我们，很少有前辈作家说年轻人写得不行。包括王蒙，他对很多年轻人不遗余力地赞扬。等我们“60后”这代人变成白发苍苍像我这样，我们可能也从前辈的做法里吸取到一定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年轻作家虽然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满意，也会有些意见，但总觉得人家刚刚开始写作，对他们应该宽容。我们跟“80后”“90后”作家彼此之间相敬如宾，都尊重对方的创作，大家也去彼此了解，但是很少对同行的作品进行指责，所以大家相处还算是比较愉快。其实一个时代不可能只出一两个好作家，往往是会出一大堆作家，你看拉丁美洲、欧洲的例子都是这样。我很希望我年轻的同行能写出非常好的作品，这样整个中国的文化水平才能提高。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有些“90后”网络作家，写作时喜欢用一些网络语言，您怎么看网络语言？

格非：文学语言有时会被大众语言借用，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传媒发达的时代，文学语言跟大众语言之间的交互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个作家很难不受大众语言影响，但是我平时上课也会提醒学生要注重表达的效果，要明白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这时候你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我觉得非常关键。一个作家在语言上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知道哪些语言被污染了，哪些语言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意图。对一个作家来讲，对语言的考虑永远是要摆在第一位的。我以前的写作老师，华东师大的叶百丰老师有句名言：“作为文学系的教学老师，对年轻人一定要宽容，一定要鼓励他们。”这也是我做老师多年的习惯，我从来不在课堂上批评任何一个学生的作文写得不好，如果你在课堂上批评一个学生的作文，这个学生一辈子都会受到打击，会永远忘不掉。你怎么知道人家若干年以后不会成熟？

记者：您一直在大学教书，很多人都会对一位著名作家的课程产生兴趣，能不能谈谈您讲课的风格？

格非：我上课从来不点名。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到北京游学。有一个学生在我的班上听课，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是渤海大学的，我说你怎么跑到这来了？他说他已经听了很久了。社会上有很多人到学校来听我讲课，教务处希望他们登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登记。相对来说我的课比较放松。学生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跟我讨论。不过现在学生胆子还是很小的。我也不重视考试，一篇文章也好，写两个题目也好，怎么能考出一个人的水平？很难。我基本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交论文，可以花时间准备，大家都一样公平。你花的时间多，你的积累好，知识全面，我给的分数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