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当听到耳熟能详的诗歌《错误》，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婉约诗句又将少年往事勾勒于心头。

2015年两岸笔会在台举办期间，诗人郑愁予参与了多场作家组的座谈，他装束年轻而现代，但话语却深沉温婉，字句如诗，拨动人心弦。他喜欢年轻人，愿意与两岸青年交流诗歌创作，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他动情地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价值，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最值得尊重和敬畏。两岸文化交流，产生的是深厚的友谊，我始终相信这种文化的力量会越来越大，而诗歌作为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它的存在与人的性灵相关，也惟此，诗歌将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

“我是抗战的儿子”

祖籍河北，出生于山东济南，郑愁予童年时就跟随当军人的父亲走遍大江南北。因为转徙于各地，郑愁予对诗歌所产生的意识萌芽几乎都在避难途中完成。在他久远的记忆里，很小的时候的生活场景他已开始有了印记，那些印记潜存于脑海，形成的一种潜意识，成为他日后诗歌创作最为重要的情感来源。

“我是抗战的儿子。”郑愁予这样评价自己。“七七事变”后，父亲郑长海奔赴前线战场，母亲带着他和他的其他兄弟姐妹开始“流浪”生活。从南京到山东、到北平，一路战火硝烟弥漫。“老百姓太苦了……”这是种在少年郑愁予心中难以纾解的心结。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郑愁予追随父亲来到北平。

1948年暑假，郑愁予参加了北大暑期学校的学习班，参加学习就要出作品，北大教授让每一位学子都写一篇文章交作业，郑愁予交出的作业竟是一首诗，名叫《矿工》：“矿工一生下来，上帝就在他的手上画了十字……”

这是他去参观北平门头沟矿工生活后的有感而发。没料到，15岁少年人生的第一首诗歌受到北大教授的大加赏识，教授将一句评语送给了少年：“你的诗所以感人，是因为有形象思维和人道主义。”

很快，16岁的郑愁予出版第一本诗集《草鞋与筏子》。长大后的郑愁予后来最终明白，恩师所指的形象思维，即是一种意象主义，而人道主义也就是内心存有的人民情怀，这，成为郑愁予此后一生尊重并为之追寻的话语。

诗歌是有使命的

1949年，郑愁予跟随父亲到台湾，并一度搁下诗笔。直到两年后，难耐苦闷又重拾诗笔，发表来台后第一首诗《老水手》，仍是着眼于底层人的生活状况，写出诗人对生命的流逝感和无常观的体悟。

逐渐地，诗歌成为郑愁予书法人生感悟的载体。在他眼中，诗歌本身是有使命的，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一首经久流传的诗歌都教化人民，比如《诗经》、比如孔子的集著，都是感化人心的教科书。

伴随时间推移，郑愁予的诗歌创作逐步分出“四大板块”：其一，是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这使得他早期在台诗歌中饱含一股阳刚之气。196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台湾发起文化复兴运动，郑愁予创作长篇诗歌《衣钵相传》，轰动台湾社会。其二，是开创台湾现代诗。作为台湾现代诗社创始人，郑愁予将现代诗歌集大成者的众多诗人的诗歌长处抽炼出来，创意形成新的写作手法，他的那首被誉为现代抒情诗歌“绝唱”的《错误》，让人们通过心灵的“窗”，获得许许多多深刻的启示；其三，是写意山水自然。其四，是书斋生活。郑愁予说，“这是我静下心来通过思维，从历史长河之中、从许多哲理之中经过笔记整理出来了诗歌部分。”

诗人不能出离社会

郑愁予之诗歌，其整体构成的韵律、节奏、色彩和结构等诸多要素都富含纯美及唯美性的直觉把握，且善于捕捉与之相关的丰赡轻灵的意象，从而达成视觉美的新语境创造，那么，大师的诗歌究竟如何练就？

“诗歌是独立的，不混合于其他艺术形式，它的存在始终与人的性灵相关。”郑愁予否认诗人必须孤独生活，他认为，孤独生活的诗人写出的作品也一定如同嚼蜡，产生不了情趣，诗人要出离社会是不可能的。“年轻人在创作的任何时候，试着把自己的性灵投入诗歌之中，并以音乐性来辅助，即会产生更加美妙的抒情。”

对于两岸文化的交流，郑愁予特别提到了去年10月三亚举办的首届国际诗歌节，他到了海南岛，且有幸成为琼州学院客座教授。“我发现，海南的人文环境其实非常适宜诗歌的发展。”以不断地行走各地为灵感，郑愁予透露，今年，他正潜心以汉字的解构和新的音律尝试开拓新的“诗歌板块”。

然而，我们不解。

郑愁予却笑了，他为记者打了比喻，“形象一点讲，很像曾经备受争议的‘豆腐干’诗，但，我要改变它。”

或许，不舍创新，就是郑愁予个性气质最本真的流露，这是他的使命、诗歌的使命。

 郑愁予，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当代诗人。他的《错误》、《水手刀》、《残堡》、《小小的岛》、《情妇》、《如雾起时》等诗，不仅令人着迷，而且使人陶醉。被称为“浪子诗人”、“中国的中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