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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身赴苏区 被撤了职的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严重的肺结核经常让他咳喘难平。其间，他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正是在此时期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3年底，临时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宣布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对此瞿秋白并无异议，只要求能让杨之华一同前往。 但这个请求当即就被拒绝了，理由是杨之华的工作尚无人接替。 彭玲，一位在1928年结识瞿秋白夫妇的老革命此后向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了与瞿秋白临行前的一次见面。彭玲问瞿秋白：“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而瞿秋白听了以后显得有点怅然，沉吟了片刻后回答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 这句听起来有些悲凉的回答并非偶然。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突然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继1931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党中央之后，这是对瞿秋白的又一次打击。 “决定”中，指责瞿秋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若干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而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受此连累，杨之华也被暂停了党内职务。 据杨之华回忆说，上海中央分局专门开了小组会来批判瞿秋白。会上，瞿秋白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诉，但上海中央分局的负责人李竹声却对他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此后不久，李竹声被敌人俘虏，没用多长时间就叛变了，这是后话。 瞿秋白被安排只身前往中央苏区，鲁迅颇不以为然，他在瞿秋白辞行当晚对杨之华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 据杨之华的回忆，临别前夜，她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看见瞿秋白绕着自己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工作……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当晚，在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各出1元钱，叫了个菊花锅，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夜里11时，瞿秋白离开了寓所，路灯下白雪纷飞，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那一天，是1934年1月7日。 其时，从上海到中共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然后再步行经过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下设上百个小站点，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 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这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的第一次全会。18日会议结束，新的中央政治局由12人组成，博古任总书记，瞿秋白则被无声无息地排除在外。 而在1月下旬，杨之华收到了瞿秋白到苏区境内后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 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苏区新天地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 曾与李伯钊、刘月华被共同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记下了1934年2月，在红都瑞金看到的一幕： 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到达瑞金的三天前，瞿秋白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甫一抵达，便即上任。这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最严重的时候，苏区生活也最困难。据徐特立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而有一天，徐特立发现节损委员会贴出公告，批评教育部“有关同志”节省过火，不爱惜身体。 截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文献和回忆录中，与瞿秋白相关的内容却很少。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综合得来的回忆录说，从1934年2月到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可惜的是，今天仅遗存下来一册用毛边纸油印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回忆说，瞿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都加以原则指示。” 曾设计了红军军装的赵品三回忆说，瞿秋白将苏区喜闻乐见的戏剧结集，名为《号炮集》，油印了三百多份发到全区。同时，他还将高尔基戏剧学校与原工农剧社的一部分同志，以及红校的一部分同志，共编为三个剧团，分成三路到红军中去进行慰问演出，借以鼓舞斗志，宣传革命精神。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由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留守苏区 1934年秋，石联星和战友王普青带了一个20多人的剧团，到雩都三军团去慰问演出。但她们在那里空等了三天，战士没空看戏，都在忙着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双。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联星正琢磨着，收到了瞿秋白打来的电报，让剧团立即回瑞金。剧团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经黑了。她们看到，在不远的山脚下，人流在整整齐齐地行进着，脚步声震撼得地面微微颤动。 来到一块菜园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着她们。他安详而平静地对演员们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演员们听到这里，禁不住都号啕大哭起来，瞿秋白镇静地劝慰着她们。二十多年后，当石联星回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说：“秋白同志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然而，她们不知道，瞿秋白心里正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蒋介石改变了前四次“围剿”时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下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但是，瞿秋白却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长征的名单里没有他。为此，瞿秋白曾向组织当面提出，希望能够随队长征，但没有得到批准。 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第二天，不知就里的陈毅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吴黎平相聚，酒酣耳热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 会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 会演持续了三天，而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突围被捕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地离开了苏区，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临时又加入了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 在汤屋，这支小队伍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设计了保护他们撤离的方法，将他们化装成俘虏，由护卫的红军做押送状，向永定县境进发。2月24日，在长汀县的水口乡，他们遇上了敌人，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被捕，何叔衡当场就义，只有年轻力壮的邓子恢突围逃了出去。 在离开福建省委之前，他们4个人已作了最坏的准备，设计了被捕时各人所应对的口供。对一些细节反复推敲。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叫黄秀英，承认自己是红军医院护士，红军大部队走了，医院解散了，她是回闽西老家的。 张亮供名周莲玉，说她系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索的“受害者”，因她丈夫不肯出那一大笔赎金，被红军派人将她转移到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 瞿秋白则供名林祺祥，是一名军医，他文弱儒雅的气质也和医生相符合，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只是对他做一般的看押。 转折出现在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被敌军包围。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万的妻子被俘。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万妻叛变，招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一个月前曾由万永诚安排突围，后来听说，他们一行在濯田一带被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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