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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报非同小可，蒋介石亲发电报给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求他对这一时期所俘获的共产党人员严格清查。 根据供词，敌人很快锁定了在狱中气度不凡的“军医”林祺祥。这是大功一件，南京立即发来了10万银元和一纸表彰令。 当时提审瞿秋白的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祺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瞿眼睛半合半闭，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 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吴淞涛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这一突然的逼问，让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这时，吴才使出最后一招，找来了一个中央苏区时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郑大鹏指着瞿秋白，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对叛徒的当场指认，瞿秋白坦然一笑，从板凳上长身而起：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罢。 次日，报纸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共产党首领”瞿秋白。 杨之华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看望鲁迅，那人回来后告诉她，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 如果再有几天时间，一切也许就会改变——经过多日奔波，杨之华在一位牧师秦化人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一家旅馆的铺保证明，还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释后秘密居住。而鲁迅也忙着和周建人筹办了一家店铺，准备当做铺保去保释瞿秋白。 但是，来不及了。5月14日，鲁迅在给友人曹靖华的信中说：“它（瞿秋白的化名‘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 《多余的话》 被押解回福建长汀，关押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司令部的瞿秋白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专门收拾了一间房子给瞿秋白住，并由一个中尉副官主管他的生活，还派了一个上尉军医随侍左右，照拂医药。 被囚期间，瞿秋白可以随意在院子里走动，吃的是两荤两素一汤的长官饭菜，烟酒、牛奶、饼干随时供应。副官处给他买了两套白衣服，一双胶鞋，因为瞿秋白有脚气病，又买了一双布鞋给他，还给他借来了几本书籍杂志。 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瞿秋白说：“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运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杭县政府时，与士兵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矣。” 他花了六天时间，写就了那篇后来引起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这是一名曾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却又被逐出决策层的革命者，在狱中拿起解剖刀，真诚而深刻地袒露心声，“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裁判”：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写就的时间点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时，瞿秋白是处于转折期的党的第一位领导。”瞿秋白纪念馆馆长侯涤说，“而到了瞿秋白被捕的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抗中遭受到严重创伤的一年。” 瞿秋白在狱中疾书《多余的话》时，恰是革命低潮，前路迷茫的时候——红军主力正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而留守红军从1935年2月起化整为零，三万兵马分成九路，在中国南方八省的15个地区开展艰难的山地游击战争。 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为什么会有这样沉痛的表述：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当《多余的话》全文誊清，瞿秋白在第一页上提笔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周朝士大夫路过旧都镐京，见旧貌不再，不胜感慨，忧心大发，写下了哀婉悲伤的诗句。时隔两千年后，瞿秋白特意引用了这句话作为序言。陈铁健认为，瞿秋白始终自省并清醒着。在《多余的话》里，处处可见瞿秋白因为事业与他的初衷有了偏差，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因而苛责自己的痛苦。因为剖析得太过淋漓和细致，字里行间难免显得苍凉：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只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 ……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做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5月22日，在《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派陈建中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追至：加派王杰夫偕同陈建中与瞿谈话。 这时，瞿秋白已经在狱中关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国民党中央专门开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瞿秋白。蔡元培多次找到蒋介石，表示瞿秋白人才难得，绝对不能杀。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则坚定主张：“死有余罪，不杀，何以立党国之威杀中共之气？” 数度争议之下，蒋介石几次下令缓杀，叮嘱宋希濂多次劝降，还开出了极其宽厚的条件：可以不公开声明反共或写自首书，迁往南京养病，身体好了以后听任从事翻译工作或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 然而，几次劝降均遭拒绝。来自中统的王杰夫和陈建中是劝降瞿秋白的最后一次尝试。 王杰夫任“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领导，而陈建中本身就是中共的叛徒，两人都善于攻心。接到劝降瞿秋白的任务后，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专门召集中统局，根据瞿秋白的政治地位、学识、性格、家庭状况等方面的特点，专门研究了一套劝降办法。 据王杰夫、宋希濂、吴淞涛等人后来的交代，中统小组劝降历时6天，共进行了9次，其中7次为劝，2次为审，皆无所获。瞿秋白任凭敌人在耳边鼓噪，长久一言不发，只在最后平心静气地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6月15日，劝降小组败兴而归。宋希濂随即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6月17日夜晚，是瞿秋白一生最后的夜晚。当晚，他“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一大清早，特务连长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令。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伏案匆匆挥毫，写下绝笔：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10时正，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出门，沿途用俄语和中文高唱国际歌，阳光铺路，风停树静。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瞿秋白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背手挺胸，两腿微分叉，在亭前拍照以呈验正身。照相后，瞿秋白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据《大公报》6月18日长汀通讯记载： 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桌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小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 走到长汀西门外的罗汉岭下，群山环抱，绿草萋萋。瞿秋白环视四周，远眺是苍翠峰峦，近处是山野田园，从容地对刽子手安静点头：“此地甚好。” 尔后，他盘腿而坐，含笑饮弹。 艰难觅渡 1920年末，瞿秋白曾被北京《晨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前往新生不久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采访。他是满怀憧憬而去的。在他眼里，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而他要到一个“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就像他常州老家门口那条河的名字：觅渡。 在《饿乡纪程》中，他写道： 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 这也许是当年许多共产党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一篇《多余的话》，后来曾使秋白身后的英名蒙垢。但那只是一个具有独特气质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对自己严厉到苛刻的解剖。当他拒绝敌人的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的时候，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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