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75岁的吴青举起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
　　
　　“你愿意当吗？”校方问她。
　　
　　“愿意！”她补了一句，“如果当，我就真当！”
　　
　　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她的母亲，是冰心。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被媒体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有人赞她为民请命、勇开言路；也有人说她“好出风头”、“权力欲重”。
　　
　　“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干嘛这么折腾？”朋友、家人都这么说过。
　　
　　“冰心的女儿应该什么样？”她头一昂，“你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
　　
　　不能恨的，也不能爱！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题词正对着昌平农家女学校的教学楼。
　　
　　这个二层小楼是校内最高建筑，其余都是平房。学校为农家女免费提供家政、美容美发、速录、幼师等技能培训，1998年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一起创办了这所面向贫苦农家女孩的公益学校。
　　
　　冰心捐出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巴金为《冰心全集》所写的贺词是，“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桔灯》、《致小读者》等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为冰心作品贴上了爱和温暖的标签。在文学史研究者、传记作家李辉看来，冰心步入晚年后风格突变，写出了干预生活的力作——《我请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我感谢》。
　　
　　“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老人家不止一次这样对李辉说。
　　
　　1987年夏天，87岁的冰心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微型小说《万般皆上品……》，寄给当时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的李辉，小说以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写出脑体倒挂的尴尬。
　　
　　这篇讽刺小说在李辉据理力争、领导苦心修改之后，最终得以刊发，李辉至今保存着那份清样。冰心闻知此事，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万般皆上品……》在教育界、文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作家韩少华致信冰心，“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1987年10月，冰心写了《我请求》，吁请“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她说这篇报告文学“字字沉重”，看得她“掉下眼泪”，她恳请人们关注教育，恳请政府将提高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地位落到实处，因为“教育是一只母鸡”，“是一件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
　　
　　萧乾由衷赞叹这位终生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大姐，“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势力及腐败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1988年岁末，冰心写了散文《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她在文章中引用读者来信，“无士不兴”，“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妈很了不起，她真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春节后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学员是六十多名来自贫困乡镇的女教师，开学典礼上吴青问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冰心写的《我请求》、《我感谢》？”
　　
　　几乎没有人读过。吴青耸耸肩膀，开始了她的演讲。
　　
　　进京培训第一课
　　
　　“你们家里还种地吗？”
　　
　　“你们村拆迁的时候公平吗？老百姓都满意吗？”
　　
　　“你们学校里男教师、女教师发展机会均等吗？”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孩子发言吗？还是只让那几个成绩好的发言？”
　　
　　“刚才你们跟我拍照时都爱打同一个手势，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吗？你知道那年究竟发生什么吗？”
　　
　　吴青领着她们大声念，“翻到第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翻到第76页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由当地妇联和教育局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们没料到进京培训的第一课是这些内容，“吴老师真敢讲话！”每个学员在上课第一天都领到了培训教材，还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是心灵学，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变人，改变心灵！”她盯着台下，“孩子们的改变与你的爱和付出有关，你们要记住，永远有爱心，有责任心！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表示无奈。”
　　
　　显然不是每个学员都理解她，午餐时，有学员嘟囔着感到遗憾，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给拉到村里了，“这儿的条件还不如我们当地呢！”至于吴青老师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地，嗯，肯定还是不能这样讲的……再说，说这些有用吗？”
　　
　　“没错，”吴青说，“我就是要给她们洗脑，让她们听真话、说真话、教真话！”
　　
　　“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做！”她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住嘴巴，“现在太多人这样了，我不干！”
　　
　　“我说过，‘我是一个动词，我要改变！’”她有些激动。“总有人问，‘吴老师，你说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我反问他，‘你做了什么？’我现在到处讲‘人’，你如果要顶天立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老伴陈恕提醒过她说话注意方式，“提出问题可以，针对现行制度也没关系，但大会上能不能不要直接点名？留点余地？”
　　
　　“她没听！”陈恕先生与吴青大学时代相识，他温和，她直率，“她是她，我是我！”老先生笑了，“老两口了嘛，我还是支持她！”
　　
　　惟一担心的是吴青的身体，“去年，开人大会讨论60年成就，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总结60年存在的问题，她说话很激动，当场晕过去，后来去海淀医院抢救……”
　　
　　“您太自私了，”儿子从国外回来，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为家里人想想？”
　　
　　在“文革”中启蒙
　　
　　“你哥哥、姐姐能理解你吗？能跟他们聊聊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算了吧！我姐姐住院了。再说，他们……可能也不了解我……”
　　
　　1988年，她投出反对票后，哥哥吴平当时是丰台区人大代表，给她打来电话，“小妹，听说你们海淀区有人投反对票，谁投的？”
　　
　　“我！”
　　
　　哥哥一句话没说，把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