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云低垂的北大校园
　　
　　1948年11月7日，战云低垂，在北大校园内，沈从文和朱光潜等一些教授、学生、助教有过一次文学座谈会，师生畅所欲言，平等地探讨“今日文学的方向”。沈从文在发言中反复以红绿灯为喻谈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提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这大概是他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参加文学活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此时上距他踏上文学之路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他发表传世名作《边城》也足有十四年），下距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和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只剩下了40天。如果说，那一刻他尚未想到自己的文学生涯即将走到尽头，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意识到了。12月1日，北平的战事已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的失败已无可挽回。沈从文写信给季陆：“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
　　
　　12月20日，他在给另一朋友炳堃的信中说：“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
　　
　　在他写信前的五天，北大校长胡适已南飞，北平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位于中老胡同的沈家一度也曾说客盈门，变得热闹起来。一方面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一方面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锳、王一平等人则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沈从文此时“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最后，他选择了留下。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他说更多的是为了家人。他没有料到的自己将要面对的竟是这样一幅图画：
　　
　　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他的长子，当时只有14岁的沈龙朱半个多世纪后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我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夏榆《100岁的沈从文》，《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
　　
　　后来沈从文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坦言：“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那会搁到这个孤点上受罪？”
　　
　　1948年3月，大陆战场上胜负将分，踌躇满志、在香港等待胜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怀着一个胜利者重整山河的心态，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锤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指出“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没有不臣服在他大旗下的沈从文被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是“蓝色”作家，萧乾是“黑色”作家），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同一辑还有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前者指出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沈从文等作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在思想斗争中属于“要无情地加以打击和揭露的”对象。后者则对沈从文纪念熊希龄的《熊公馆》一文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指责他“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是“清客文丐的传统”。）
　　
　　沈从文的连襟、语言学家周有光92岁时回忆说：“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就郭沫若的文章而言，未必没有“揣摩上面的意图”成分，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来自自负全能天才的郭沫若对沈从文的隐恨。早在1930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公开发表《论郭沫若》一文，对这位比他年长10岁的成名人物作了无所顾忌的评价，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1931年，他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沈从文说：“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
　　
　　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搁在郭沫若身上，他又如何能忘得了？1949年4月5日，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第二天，他在病床上写下一篇很长的日记，他感叹：“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将登上文艺界权力顶峰的郭沫若。
　　
　　此外，沈从文对政治的疏离乃至“反对作家从政”正好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形成鲜明的反差，也注定了他们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沈从文一生都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对任何组织都保持着戒心。他从不讳言自己过去“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他从未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虽然他对加入了国民党的同事朱光潜、杨振声、周炳琳等“在一处并不觉得难受”。大约1945年，闻一多、吴晗邀请他加入民盟，他没有答应。抗战后回到北平，徐盈介绍他编《现代文艺》月刊，“老担心和政治有关联，怕受人利用，只一期就不干了”。1948年，萧乾邀他参与“第三条道路”的《新路》，他也拒绝了（不过他“认为对国内和平会有好作用”）。
　　
　　二十多年间，他始终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始终不加入什么“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既不参加“左联”（左联成立，好友胡也频曾邀他加入），也不是梁实秋的同道，不是文学研究会，甚至不是“新月社”的成员。他只是坚定地“争取写作自由”。
　　
　　这位从小就当兵的作家压根不相信战争能解决问题，反对任何战争、暴力，但他从来没想过去台湾，或流亡异国。他的生命和他绝世的文字一样只能属于中国。对国民党，他向来没有好感。在西南联大，“因在课室中批评到重庆，稿件受审查，有四个集子不许印行，《长河》被扣”。当有传言他所尊敬的胡适即将到南京政府任职，他也写信表示忧虑。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最好保持不党不偏之身，在政治之外努力，连民盟这些第三方面政治组织，他也是持有戒心的，他在西南联大时还写过《我们要个第四党》的文章，结果被国民党禁止发表，并且被昆明出的《扫荡报》大骂了一阵。“文革”期间他在检查中批评自己：“西安延安不分。对国民党固然不抱什么希望，对人民解放战争，也同样抱着怀疑悲观心情。对伟大领袖，也犯大不敬，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像他这样的人，当天下定于一之时，他被获胜一方抛弃乃是必然的。何况还有一朝得了势、便把令来行的郭沫若在。
　　
　　二、1949年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了
　　
　　1949年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了，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特别敏感。1月2日，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8日，他在徐志摩、陆小曼真迹手书的《爱眉小札》上充满感慨地写下：“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