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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父与子”，他在12月25日的一篇文字中写得更详细： 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上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说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帝王、官僚、大财主，怎么样糟蹋人民，和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变，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不多久，又都睡着了。政治在千万万孩子心中脑中如何生根发芽，我懂得很清楚。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力量。 当时他的二儿子虎虎读初一，因为要加入少年儿童队，把自传写成给他看，当读到“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时，他说：“这个措词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孩子说：“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就得交去！我一个人若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说着大眼泪已挂在眼角，就像10个月前到医院看他时的情形。他知道“政治”已渗入到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生命中，赶紧说：“好好，把你自传意思写得更具体些，就交给学校中老师吧。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 什么是“疯子”？早在沈从文1943年写、1946年修改的《绿魇》中就有一番解释——“大至于人类大规模的屠杀，小至于个人家庭纠纠纷纷，一切‘哲人’和这个问题碰头时，理性的光辉都不免失去，乐意转而将它交给‘伟人’或‘宿命’来处理。这也就是这个动物无可奈何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缺少一种哲人，有勇气敢将这个问题放到脑子中向深处追究。也有人无章次的梦想，对伟人宿命所能成就的事功怀疑，可惜使用的工具却已太旧，因之名为‘诗人’，同时还有个更相宜的名称，就是‘疯子’。” “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我想象已近乎一个疯子所有。” 在这个意义上，1949年沈从文确实“疯”了，而且“疯”得不轻。因为无法一夜之间彻底否定自己几十年来所“思”，所以他“疯”了。因为不明白，他才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一旦他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渺小之至”，他就坦然了。当他终于明白“政治无所不在”，并从“思”转向“信”之后，他也就渐渐恢复了“正常”。 假如不是他本人在时代转换之际留下了这些文字，五十五年后，我们将难以想象他当时的痛苦与挣扎，那场曾经惊心动魄的“思想战争”。在1949年9月的阳光下，当他病情好转时，他写过一首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表明他开始接受现实，从崩溃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他回忆起了过去美好的一幕幕： 看到吴淞操坪中秋天来，那一片在微风中动摇的波斯菊； 青岛太平岨小小马尾松，黄紫野花烂漫有小兔跳跃，崂山前小女孩恰如一个翠翠； 达子营枣树下大片阳光，《边城》第一行如何下笔； 凡事都在眼底鲜明映照…… 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城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傅国涌著：《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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