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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处于沙滩、红楼的北大尚在风雨飘摇之中，而西郊的水木清华已是另一个新天地。梁思成、金岳霖等在清华任教的朋友都很惦念他，请他到清华住几天，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1月28日（即旧历年除夕），沈从文去清华的当天，张兆和写信劝慰他多休息，“多同老金（岳霖）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大约29日左右，沈从文复信表示：“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从新学习，可等待机会。” 30日，沈从文在张兆和给他的信上写了很多批语，大致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情绪：“我头脑已完全不用了，有什么空想。” “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一语道出了那一刻沈从文内心极度的痛苦。 同一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张兆和回信，详细汇报了沈从文在清华的生活、起居及病况。2月2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在清华园“老金屋子”里，他写过一篇《一个人的自白》：“经过了游移、徘徊、极端兴奋和过度颓丧，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反复了三个星期，由沸腾到澄清，我体验了一个‘生命’的真实意义。”他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经历，特别是初到北京时的挣扎，饥寒交迫，求学无门，求生无路，苦闷、彷徨，他忘不了初到北京半年里所遇到的挫折、屈辱，但他永远记着唯一一个帮助过他的陌生人，一个每当黄昏串街卖煤油的老头，曾借给他两百铜子，使他度过了一个年关，他把这份善良好意放大了，“这就是《边城》的老祖父，我让他为人服务渡了五十年的船”。“渡船”是个象征，他本人就是这样的“渡船”，他感慨——“凡曾经用我的同情和友谊作渡船，把写作生活和思想发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学生都万万不会想到，这只忘我和无私的抽象渡船，原是从一种如何‘现实教育’下造成的！我如不逃避现实，听狭隘的自私和报复心生长，二十三年后北方文运的发展和培育，会成什么样子？不易想象。” 清华七日，温暖的友情表面上似乎缓解了沈从文的紧张情绪，林徽因有点太乐观了，她不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不能真正解决在他脑子中的过虑与阴影。他本人在1956年写的《沈从文自传》里讲道：“平津炮声一响，神经在矛盾中日益混乱。只想到胡风代表左翼，郭沫若说我是黄色作家……这些人一上台，我工作已毫无意义。情绪一凝固，任何人来都认为是侦探。解放一来，我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相隔近两年后，1951年11月11日，他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检讨中说：“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做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四十多年后，张兆和依稀记得：“1949年2月、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 三、校改完《阿丽丝中国游记》 3月2日，在校改完《阿丽丝中国游记》后（准备交给开明书店），沈从文在存底本上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 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起始。 大约也是在3月，他在1931年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沈从文子集》中写了多则题识：“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 “灯息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 “当时最熟习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 杜鹃不是为翠翠而悲，实际上是为他而悲，虹桥被毁，灯已熄，船慢慢下沉，沈从文的世界塌陷了。3月6日，他在家中继续写带有自述性质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是他选择“解放”（自杀）前的最后一篇文稿。他回忆起了一生许多不幸和幸的往事，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一再想起美丽淳朴的湘西，想起他心爱的《边城》，他的妻子（写《边城》时的“新妇”）：“那里的翠翠，秉性善良处，熟人一看即可明白，和当时的新妇实在相差不多。但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也就要成为预言。一切发展全如预言，在十五年后将用事实证明。塔圮了，船溜了，老船夫于一夜雷雨中死了，剩余一个黑脸长眉性情善良的翠翠，在小河边听杜鹃啼唤。一个悲剧的镜头如此明白具体。” 由“思”出发止于“知”、由“信”出发归于“盲从”的思路注定了要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早在1949年元旦前夕，他就预见到了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他与家人的矛盾也来自时代转换之际“思”与“信”的矛盾。一切都不可避免，仿佛是宿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外有窘迫，内多矛盾，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3月13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的堂兄、烈士张璋之女张以锳（当时是共产党的干部）坦承了自己的灵魂：“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折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援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而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长处与弱点即在一处。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做些事。（因纵不能用笔写文章，即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也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足为后来者方便。）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援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本来在这后面还有一句话，他写好后又用笔划掉了：“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 他在这封信里说到张兆和想找工作，去找钱俊瑞（北平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找不着。他说自己也不想在北大教书下去了，想另找一个工作，哪怕随军都可以。“我从否定了我自己用笔工作后（被划了），只要有机会，不问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难去做，以为多少总可以把剩余生命为人民做点事。但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做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如一定要照一个普通职员方式，思想弄通才许动，或只记住我过去一些文章有触犯处，以使我神经崩毁为得，那就照你说的看医生，也毫无用处。我在另外一种攻势中，疲倦得已到一个程度，不是为三姑，不是还希望有机会为人民作一点补过工作，我早已长休息了。” 一个“桃红色”作家一点卑微的愿望，在欢天喜地的时代大转折中，又有谁会去理会？一种被抛弃、被隔离的无边的孤立感使沈从文的精神危机终于在以激烈的方式爆发了，那是3月28日，幸亏在他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堂弟）发现及时。张兆和4月2日写给沈从文大姐、大姐夫等的信中说得很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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