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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信中曾提到二哥这几个月来精神不安的现象，但是这种不安宁，并不是连续的，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为说的太多，我反倒不以为意。他那种不近人情的多疑，不单是我，连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失之常态，不可救药。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3月28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误解，心里不痛快。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小自己奋斗出来，写下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都得重新估价，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象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完全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一句话，想不开，闹成现在这样局面，否则好好上课，慢慢来修正自己，适应新环境，不至到这个地步的。眼前书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后必须易地疗养，一定要把他观念上的错误纠正过来才能保安全。 几十年后张兆和都忘不了“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的那一幕，沈从文的脖子上从此留下了“刀割的痕迹”。 四、沈从文在日记中提起了丁玲 5月30日下午，沈从文在日记中提起了丁玲、凌叔华、《边城》中的翠翠以及张兆和（三三）—— 很静。不过十点钟。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试从听觉搜寻远处，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时相近。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我难道又起始疯狂？ 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群的哀乐全隔绝了。绿色的灯光如旧，桌上稿件零乱如旧，靠身的写字桌已跟随了我十八年，桌上一个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还像是极熟习，那时是她丈夫死去二月，为送她遗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头上和（凌）叔华一家人照的。抱在叔华手中的小莹，这时已入大学，还有那个遗孤韦护，可能已成为一个青年壮士，——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 他想到了四个不同的女性，丁玲和凌叔华是他的朋友，十九年以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一个成了文艺官员、新时代的骄子，一个已去国离乡。三三是他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妻子，翠翠是他笔下最可爱、最有生命的人物之一，她们分属历史、现实、理想（或梦境），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成全了他辉煌的文学世界。无法守护理想的苦痛，不能被家人理解的苦痛以及连累家人的愧疚感，这一个个结他都无法解开，他的崩溃几乎是必然的。 在郭沫若定性的阴影下，新政权的诞生带给沈从文的难以解脱的忧虑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张兆和与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和当时千千万万的人们一样，对新的历史剧变充满了欢欣的期待和乐观的向往。如果说沈从文心理防线的塌陷主要因为大的时代环境变化，自然不会有什么错，但家庭的因素、朋友的冷落同样不可忽略，甚至有可能更为致命。本来他留下就是为了家人，2月2日他在清华写信给张兆和说：“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而张兆和那时并不理解他内心的那种痛苦，她在同一天写给梁思成夫妇的信里说：“希望他在清华园休息一阵子，果然因身心舒畅，对事事物物有一种新看法，不再苦恼自己，才不辜负贤伉俪和岳公、熙公们的好意。……解放军进城后，城内秩序已渐趋安定。大家都好。” 四十多年后张兆和说：“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7月间，沈从文自己写给老友刘子衡的信也说得很明白：“一个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 沈从文被停止北大教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后，9月8日，丁玲、何其芳看望了他。他随后提笔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虽然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却是多年旧交。胡也频被杀害后，他曾千里送丁玲和他们的遗孤回湖南故乡，交情至深，丁玲被捕，他曾奔走呼号，在《国闻周报》、《独立评论》公开发表文章抗议。他在信中袒露心迹：“因为心已碎毁，即努力粘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本出于恐怖迫害，致神经失常，于气、急、怕中逐渐加深，终于崩溃。到医院一受‘治疗’，错、乱增加，从此一来，神经部分组织，转入变态，人格分裂，作事时，犹如条理清楚，即十分辛苦，亦不以为意。回到住处，家中空空的，处理自己，已完全失去定向。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正如一瓦罐，自己糊涂一掼，他人接手过来，更有意用力掼碎，即勉强粘合，从何着手？也可说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如此下去，必然是由疯狂到毁灭。因生命所受挫折，已过担负，每个人神经张力究竟有个限度，一过限度，必崩毁无疑也。” 由于张兆和到华北大学接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常常因参加政治集会，很晚才回家，他告诉丁玲，“每次工作后回到住处，看到家中空空的，总不能不想到一些事情，一思索到神经失常全部过程，头脑即刻混乱成一片，我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援，才能够不再崩毁。如你们觉得我用笔离群，离开社会发展，所致过失，必需接受由疯狂发展到毁灭为止教训，我除了放弃一切希望，来沉默接受，似不应再说什么。如中共事实上还在改造我，教育我，使我明白群的伟大，革命的向前性，以及其他，用意实在否定我不健康观念和弱点，……我觉得已面临到一种问题上，即家庭能恢复，头脑方有希望转复常态。” 他说：“‘向人民投降’，说来也极自然，毫不勉强。”但他再三认为，“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才可望将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献给国家，且必然发疯发狂工作，用作补偿过去离群痛苦。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离开，不问是什么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什么都完了。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我明白我自己神经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个人容或有些自私心，不知不觉常以自己为本位看事情，易受指责。但是一个集团，有时因权力在手，也会不知不觉运用到虐待个人作不必要牺牲，满足少数，对集团既无补益反增麻烦！）” 这几乎已是他最后的企求，和生活的全部希望所在。正如他自己反复说的“生命经过这次大变，活下来在普通得失上已了无意义”。 9月20日，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看了看我写的《湘西》，上面批评到家乡人弱点，都恰恰如批评自己。”他反复说需要妻子的理解，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理解，“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援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 11月18日，沈从文的日记虽然简短，却留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记录。这位被“淘汰”出局的文学家和两个满脑子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学生儿子谈话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和孩子们谈了些话。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两人躺在床上，和我争立场，龙龙还一面哭一面说。很可爱，初生之犊照例气盛，对事无知而有信，国家如能合理发展，必可为一好公民，替人民作许多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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