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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体制的反思以及民主启蒙来自历次运动，来自‘文革’中八十多次被人批斗……我哥哥、姐姐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不过每个人选择不同。” 吴平是冰心和吴文藻先生的长子，他自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工作，任工会主席，兼管宣传。他曾用“言者”这个笔名，贴出了几份大字报，主张“党要重用知识分子，应让他们有职有权；党要发扬民主；不整治腐败，将来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反右”一开始，他所在的单位就为他成立了专案组。1958年3月，因言获罪的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辗转至1965年才回到北京。 “我姐姐吴冰从小成绩就特别好，从来考试只问‘谁第二’，因为第一永远是她。”1957年，吴冰在北大西语系念大三，成绩优异的她本有机会留校，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团察看一年。吴文藻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学校要求她把家庭成分从“知识分子”改为“官僚”。毕业时，她被分配至兰州。 吴文藻的主要“右派言论”为对1953年院校合并时取消社会学提出意见，“妄图复辟旧社会学”；批评高校的官僚主义，主张取消党委制，批评共产党与群众关系不好；批评所在中央民族学院贪腐现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甚为激动，执政不到几年已经这样糟糕。” 大批判开始后，吴文藻时常要写检查，冰心拿来别人的检查供他参考，吴自愧不如。吴平因为检讨不过关，不得已回家找父母商量，父子两个相对挠头，愁上加愁。 此间，吴文藻先生情绪极坏，常被“乱梦扰醒”，日记中痛言，“自己不知表现错在何处，内心之病根甚深，必须痛拔，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冰心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也做了不少检查。最初她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到后来，她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大都被划为右派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1957年，吴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一，“那个时候人被驯化得乖乖的，觉得这样是对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她“奋力表现”，挑头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总理！捍卫解放28年来的革命成果！觉得自己很正义！” 到了“文革”后期，她已经没有资格参与革命，“我妈妈是‘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我爸爸是大右派。哪个组织都不要我。” 她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愣往革命队伍里挤，“人家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最终，她还是因为“反军倒谢”（谢富治，“文革”期间任公安部部长，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被定为“反革命”。 “我儿子那时候两岁多，我在家写检查，他帮我抹眼泪。”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 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斗她的，“都是我的学生，越是过去跟我关系好的学生，斗得越凶，学生说了，‘吴老师，我不斗你就没办法撇清关系！’” 儿子在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爷爷是黑的，你妈也黑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天能跟她住，“他夜里做噩梦，缩在被窝里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没资格指责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卑鄙！”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那样的制度……太残酷了，一个人都不放过。” 1970年，70岁的冰心被派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练吧。” 到干校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沙地捡石子，用这些石子在一个斜坡上垒起“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杀鸡用牛刀 “权利不是恩赐和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农家女学校里，吴青给学员们讲自己亲历的历史，给她们念一个大学女生给自己写来的信： “我是河北师大地理科学专业大一新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受很深……社会上种种不公一次次消退了我们追求民主的胆量。真的，我们在慢慢变得只会抱怨，我们无思想、无追求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低头。您的话，和您为人民民主做的事更使我深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内涵……让我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利。我过去对社会真的信心很小……” 陈恕认为，1982年是吴青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学校组织的一个“社区领袖”活动让她打开眼界，“她打那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有个同学是非裔美国人，他给大家讲美国民权发展史，讲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萨•帕克斯。吴青说这个故事就刻在她心里了，“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从小事做起，从点滴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推进民主。” 担任海淀区人大代表之初，上下都喜欢她，她手执《宪法》，解决周边环境问题、北外东西校区地下通道问题，敦促有关方面及时为街道更换路灯、补上被偷的下水道井盖…… 有人笑她“杀鸡用牛刀”，她很是赞同，“这其实都不是人民代表该做的，人民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医疗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农民医疗保障……吴青承接着一个个政府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的皮球，“本应政府解决的事，因为不作为，就跑我这来了。” 当监督深入至体制内部，曾经给她颁发过奖状的有关方面开始对她不满意了，陈恕说自那时开始，“每一次换届她都会遇到各种阻力”。 2011年12月20日，吴青走出选民接待室，“那是我最后一天做人大代表。”她的眼泪涌了出来。 她随身带着母亲的相片，“有人说我利用我妈的影响力，没错，妈妈确实保护着我。” 她对台下那些学员说，“我现在不是人大代表了，我失去了一个平台，但我没有失去讲台，我向你们每个人要讲台，你们所在的学校、地区，如果需要，如果可以，我愿意到你们那里去给教师做培训！” “请你们给我讲台！”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张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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