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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毅然决然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张梅溪人生中最正确的重大决定。六十年来，两人不离不弃，从南到北，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历经风雨亦历经苦难，他们的爱情始终如一。1970年，黄永玉在动荡的岁月里给夫人张梅溪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抗战时期的信丰，有很多逃避战乱的作家和诗人，其中有野曼，林紫群等人。因为战乱，他们才留在信丰做编辑。在野曼的介绍下，黄永玉开始为这些写诗人和作家做木刻插画。慢慢地，黄永玉和这些报纸的编辑成了好朋友。后来，给了黄永玉艺术摇篮的大漫画家张乐平也来到了这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永玉只身来到上海，生活相当困难。他先寄居在版画家李桦家里，后来弟弟黄永光也来投靠，更增添了生活的压力。为了生存，黄永玉每三天刻制一幅木刻。二十一岁的青年，已经有了一双沧桑的手，满是胀鼓鼓的青筋，厚厚的老茧。现实生活的压力和艺术的真诚就这样经常发生矛盾。后来，他搬到了一座庙里，然后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每到周末，黄永玉就带着一些刻好的木刻和油画，去给一些老一辈的画家和朋友看。有一次不小心，还把辛苦了几个晚上的油画遗落在了公共汽车上。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他的木刻稿，一手就交出了预垫的稿费。楼世夷也是黄永玉常去“骚扰”的对象。在拥挤不堪的《时代日报》编辑部，他不但要给黄永玉安排投稿的计划，给介绍木刻拓片的欣赏者和买主，有时还步行带领去看一些前辈。 1947年的上海，左翼民主运动风起去涌，声势高涨。和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黄永玉也一起加入到了这场“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大游行的洪流中。他和其他的一些木刻家躲在一间小屋里，刻了两个通宵，创作特殊的地下传单。在一些前辈画家和楼适夷、臧克家等人的提携与鼓励中，黄永玉的木刻技巧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黄永玉的部分作品，男的叫黄苖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人，女的叫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玉一直没有收到稿费，他在好友王琦的陪同下，去南京郁风家上门“收帐”。参加了左翼运动的黄永玉，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在这个陌生而充满竞争的城市，他一边给电影公司写剧本，一边坚持刻木刻。在萧乾等人的帮助下，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画展后不久，黄永玉进入《大公报》担任美术编辑。非常凑巧的是，后来因写武侠小说而在华人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金庸也在这里担任评论员。两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1952年，祖国大陆沉浸在刚刚解放的喜悦中。此时，身在香港的《大公报》美术编辑黄永玉接到了表叔沈从文的来信，信中说：“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忧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又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1953年,早春二月，黄永玉和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又从北京火车站坐着古典的马车到了沈从文的四合院。“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从孩提时代那次短暂会面后，黄永玉再没有见过表叔沈从文，但两人一直保持着某种精神的共鸣。1947年，沈从文在一篇谈到黄永玉家世的文章中，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还在大上海的黄永玉，在大街上买到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就着昏黄的街灯，他一遍一遍读着自己的故事，泪流满面。两个山城长大的孩子，在少年时代远离了故乡的山水，却在异乡的城市装着同一个温暖的旧梦。在那个梦里，也许是一间残破的小屋，一只古旧的渡船，或许真有一个在渡口永远守望的翠翠，而他们就是那个从此远行，永在漂泊，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的傩送。有了它，所有的痛苦与辛酸才有了依托，有了它，每一个未知的明天才不至于灰暗和冷酷。 凤凰，由沈从文铺排成诗意浓郁的世界，经黄永玉倾泻为光彩夺目的画卷。回国后，黄永玉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央美术学院精英荟萃，院长是徐悲鸿。这里曾经是黄永玉梦想中的天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28岁的这一年，他居然成了这里最年轻的教授。黄永玉在教学的同时，也在不断吸取各种艺术流派的长处。就在同一年，他被中央美院派到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的传统绝活，“木版水印”是一种完全依靠手工技艺印制中国绘画的雕版印刷技术，可以和原作书画一样秀润生动。黄永玉很快掌握了彩印木刻这一技艺并将它发扬光大。 1956年，黄永玉的木刻艺术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黄永玉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阿诗玛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崇尚用黑白两色的传统木刻画不同的是，他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这是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他才32岁。也许是受到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一种新风格，正因为如此，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人认为黄永玉的作品“离经叛道”。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 1966年3月，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而在此之前，黄永玉一直呆在那里搞“四清”运动。闲闷之余，他写了一些“动物短句”来消遣时光。一位同去的朋友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甚至笑不可抑。也就在这一年，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中央美术学院也未能幸免，学院的门口挂出了一张颇有份量的大字报，内容是揭发黄永玉在邢台写的“动物短句”。其中有一只飞蛾说了一句：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油灯当作太阳。让他意外的是，那位笑不可抑的朋友站在大字报前微笑着说：“你这是攻击革命领袖”。黄永玉没有想到，一样的微笑，会和蒙娜丽莎有着千差万别。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八十多个“动物短句”成了黄永玉沉重的十字架。一位艺术大师的黄金岁月就这样被无情掠夺。因为这张大字报，黄永玉被关进了牛棚，并被毒打了一顿。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年代，但在牛棚里的黄永玉坚守着内心的光明，信奉着自己的真理。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走下那个让他背负多时的十字架。也就在这时，表叔沈从文下乡了。走之前，他把积留下来的一点点现金，分给所有的孩子，黄永玉也得到了一份。这是一个悲壮的骊歌。沈从文已经相信，再也不可能回到多年生活过的京华了。但到了湖北的咸宁后，尽管天各一方，在那多雨泥泞的地方，他还给远在河北“五七干校”的黄永玉写信互相鼓励。1969年的秋天，对于黄永玉来说太过萧瑟。在北京和沈从文分手后不久，他自己也被送往河北磁县的“五七干校”改造。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家人的担心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让妻子忘却暂时的艰辛，黄永玉回忆起近三十年来的爱情，那些刻下了美丽伤痕的岁月，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以此来鼓舞和慰藉心情懊丧的张梅溪，让她得以排遣那段难解的哀愁。 你深远的眼睛驯服我来自山乡的野性 岁月往复 我们已习惯于波希米亚式的漂泊 我们永远欢歌破落美丽的天堂 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黄永玉个人画展上出现了唯一一个剪彩的嘉宾，也是历次画展中唯一的一次。他叫李复友，是一个花匠。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黄永玉黑画事件的艰难岁月里，两人结下了患难与共的友谊。 1974年，周恩来总理把黄永玉、李可染等当时一批所谓下放的画家，都请回来为刚建好的北京饭店做装修、配画。黄永玉终于又可以拿起放下多时的笔了。一次偶然的机会，经一个朋友介绍，黄永玉给别人随笔画了一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快过年的时候，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去了重庆写生、设计，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了大事”。他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在批他。回到北京后，他自己跑去看展览。一看，他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批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他。这就是有名的黑画事件。黄永玉再一次开始了他的艰难岁月。 1976年早春，周恩来总理没能看到窗外枝头初萌的春意，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永远地沉睡了。走在十里长街上的黄永玉，他看到了哭泣的老人，流泪的战士，还有广场上拿着花圈的少女，一切都是那么悲伤。回到家里的黄永玉为总理刻下了一幅画像，写下了《哭泣的墙》： 警卫员同志 让我们进去 和总理告别吧 警卫员用沉默回答少女的要求 却肃立着和少女们一起哭泣 警卫员象一堵哭泣的墙 哭泣的少女趴在墙上 文革十年的政治风暴，让黄永玉遍尝人间的冷暖悲欢。漫长的苦难，如同一出起伏跌宕的戏剧，让人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付出了高昂的票价，多少光阴、生命、血、眼泪，还有青春和梦想。但他坚信，风雨过后的彩虹会更加绚烂。终于盼到神州大地雨过天晴之后，一度被摧残得百花凋零的艺术之花重新恢复生机。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是，黄永玉在文革后不久就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不论艺术理念，还是创作手法，黄永玉都有了相当大胆的突破。走过那段泥泞的岁月，黄永玉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电视摄制组要拍摄一部《鬼才黄永玉》的纪录片，跟随黄永玉来到了凤凰。此时的黄永玉彻底放下了那个沉重的十字架，他似乎忘记了过去十年的风雨和磨难，又回到了遥远的孩提时代。八十年代中期，黄永玉再次来到香港。这座城市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包容了他。在这个宽容的城市，他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这时的他已在凤凰之外漂泊了60年。新家位于太平山的半山腰，所以取名为“山之半居”。号称“香江四大才子”的黄霑曾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黄霑失恋了，黄永玉为了安慰他，在一幅送给他和画上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失恋是一件有诗意的事。这个因《沧海一声笑》而让人熟知的才子词人说：你这个浮沉随浪的江湖客只谈了一次恋爱，不懂失恋。（用《沧海一声笑》音乐）“玉氏山房”强调的是一种恢弘的气势。仅主楼的两扇铜门就重达两吨，而大厅的面积则超过了六百平方米。大厅的中央最具特色的是一棵从三峡运来的阴沉木，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重达八吨，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玉氏山房”就是以它为轴心建造的。而在此之前，黄永玉已经在凤凰建造了小巧别致的“夺翠楼”。每个人都有自己灵魂的故乡，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可能千差万别，但精神上的故乡却都一样，永远都散发出生命最初的气息，成为生死不移的眷恋与诱惑。生长在沱江边的黄永玉，童年时代有过很多离奇的梦想，其中之一就是要在沱江边造一所美丽的房子。在黄永玉童年的梦中，“夺翠楼”所在的清沙湾总是带着忧伤而肃穆的诗意。在他建房子之前，那里只是一个废弃的斜坡。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最终被黄永玉雕琢成了一座具有艺术气息的建筑作品。黄永玉继“夺翠楼”之后兴建了又一座具有古建筑风格的宅院——北京东郊的“万荷堂”。“万荷堂”坐北朝南，分成两个跨院。西侧的院子是黄永玉平常起居和进行创作的地方。东侧院子的中心是一个面积将近两亩的荷塘，四周回廊环绕，点缀着一些楼阁，可以供客人们居住。和“夺翠楼”一样，“万荷堂”没有过多的粉饰和雕琢，却又在细节之处显示了黄永玉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独具匠心。黄永玉将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视作是自己艺术创作的延伸。难以想象，如果黄永玉没有漂泊，而漂泊中的黄永玉没有总在夜里入梦的故乡，是否依旧有这许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这两年，黄永玉在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借写自己的一生，把这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故乡的民俗、童年的影子、还有如烟的往事。这是一次漫长的晚年漫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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