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凭藉出道20年来创作的一系列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陈亚珍业已成为我省苦难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她的作品也成为构建中国苦难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优秀的苦难文学必定是生命和民族的悲剧呈现，陈氏苦难文学全方位展现了现当代生命的心灵苦难史、中华民族的精神苦难史和中国人的苦难传记，艺术的提炼了中国人同时经历的精神炼狱和精神堕落的苦难——中国式苦难。正是这中国人忘却了的、迷惘着或者反思着的中国式苦难，成就了陈氏小说特有的沉郁悲壮气质。

　　人类心灵、民族精神的苦难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文学的终极关怀在于体察生命心灵的痛苦和民族精神的苦难。陈亚珍的小说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像一条冗长、苦难而沉重的河流，而又有着太多的涧瀑和湍急，她的作品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演绎的波澜曲折的生命的戕害、人性的苦难和民族的悲剧。她以女性特有的强烈细腻的情感和童心般的纯真，以全方位揭示社会历史真相的勇气，以发至灵魂内核的呼吁良知正义的道德魅力，为读者铺开一叠叠辽阔而荒凉悲怆的画卷。小说大量的笔触投向贫穷的乡村和像骡马一样被圈在村庄的苦难的苍生，通过全方位呈现社会底层人物的苦难，透视民族的苦难、共和国的创伤，实现自我心灵的炼狱和救赎。在《羊哭了 猪笑了 蚂蚁病了》、《碎片儿》这俩部长篇，作者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地雷阵般连缀铺排的细节描写，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纯真善良与丑恶龌龊的人性冲突、社会世态的扭曲荒唐和生命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悲剧。两部作品的前半部分均通过女性苦难成长的经历，通过孩子童真的目光，勾绘了灰暗无序、悖逆残忍的社情乱象，呈给读者的是一段段惶恐殷血的史实，真实再现了自抗战以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了亿万中国人在那艰难岁月里的真实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史诗般的昭显了生命人性的苦难，民族社会的悲剧。《神灯》写一个贫困村的奋斗史，人性善恶的角力和人与自然的苦斗史。她的另一长篇《十七条皱纹》，描述了正直、善良、无辜的十七岁少年叶雨枫，一夜之间被社会逼仄成了“害群之马”，被拘押，被开除，无奈离家出走、流浪、打工……，深刻揭示了正直被丑恶摧残、人被社会堕落的现实悲剧，而《羊哭了 猪笑了 蚂蚁病了》的后半部分则以持续井喷式的众多生命的苦难和一个死去灵魂对世界的绝望，全景式的透视了民族伦理道德溃决的过程和社会生态溃败的景象。

　　当我们进入陈氏小说营造的一幕幕悲惨世界，读者的灵魂便游历在历史冷峻峭拔的天空，心灵在寒冷、黑暗、肮脏、恐怖的时空反复穿行，一场场催悲泣血的图景纷沓而至，时而悲极而悯，时而愤极而啕，时而怒极而击。小跃跃、仇胜惠、叶雨枫、万治穷、母亲、父亲、大伯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纯朴的情感、善良的心灵、美好的愿望、悲怆的命运都伴随着民族苦难的历史被撕成血色的碎片，纷纷扬扬扑面袭来，缓缓散落于风尘，满目大地覆满片片殷红。

　　二

　　坚执的追寻爱，始终质问人类美好情感的存在，是陈氏苦难文学永不褪色的主题。

　　小说《羊哭了 猪笑了 蚂蚁病了》，在饥饿、困厄、愤恨、悲切、痛苦交叠弥漫的氛围，在善恶是非的强烈碰撞中不懈的寻找爱、良知，是小说一以贯之的情节、画面。主人公仇胜惠一次次的追寻爱和人间真情，心灵历经焚毁，一次次的被抛弃陷入绝境，她一遍又一遍的呼唤“谁是爱我的人？”，“我的爱究竟在哪里？”，“维系人间的是爱是什么，为什么遍地都是苦难和仇恨”，无奈发出“你可千万别告发我啊，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嘴，我怕，怕的要死”的绝望之声，竟自于直言“我经历着最漫长，最严酷，最激烈，最撕心裂肺，也是最铭心刻骨的生命体验。”小说里诸多人物颠簸在万事靠组织、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瓜菜半年粮、越穷越革命、茧子越厚牛屎越多越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一系列荒唐乖戾的谬论，假以“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文革”等所谓的革命运动匪夷所思堂而皇之的进行着，终造就了腊月娘被迫自杀、三毛爹为让孩子成为烈属精心设计了自杀、九斤叔的悲惨境遇、母亲有家难归、久妮婶的乖张变异、侉娘是因为爱组织而爱父亲等诸多看似离奇荒谬实则真实可信的情节，他们似乎远离人们应有的真情、爱和信任。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心理情感在专制桎梏的铁幕里彻底变异了。作品整体烘托出灰色、冷冽、凄楚、浑浊、苦难、无序、麻木、无情的典型环境，是现当代人性冷漠民瘼苦难的真实反映。

　　《碎片儿》也写了一个女性从幼儿到成人的非人道的成长经历，她从未屈服，从未停止向社会世俗和苦难命运抗争，但每一次抗争都濒临绝望，绝望中燃起的每一点希望又被摧残的粉碎，“我淹没在血水里，浸泡在盐水里，我的心翻滚着，灵魂撕裂着……”（p314）一切成长应享有的美好情感都被那个荒谬的时代、丑恶的社会撕裂至滴血的碎片。女主人公倔犟、善良、自尊、敏感、野牲的复杂矛盾的性格正来自于社会环境对生命人性的戕害。《碎片儿》的前半部分就是中国的《简爱》版，《简爱》中的简爱，伤害她的人本就是心灵阴暗的宵小之徒，而沈跃不同，除了乔建、姬荣、田军等所谓的几个道德缺陷者外，爹爹、妈妈、姐姐、姑姑、姑父……她所遇到的所有的人，包括她的亲人，都在伤害她，他们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人性缺失，他们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和伤害，都提醒着人类美洁的心灵为什么被戗灭，凸显了一个社会时代普通中国人生存的现状，引起读者对人生社会、道德文化的深刻反思，同时折射出作者高洁的良知、悲悯的情怀。

　　陈氏表征发掘的个体生命的苦难，相对于肉体的蹂躏、物质的匮乏，更在于精神心灵的痛苦——心灵被撕成碎片的决绝，精神被奴役囚禁的悲怆，人性沦落兽性化的绝望。这两部小说，作者别开生面，以童真视觉看世界、看社会、看人生，从一个女性备受摧残煎熬的苦难成长经历，让荒谬而血腥的年代在孩子天空般澄净的心灵留下肮脏残忍的烙印；以孩子敏感脆弱的心灵不得不接纳承受巨大的民族苦难，让生命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的撄犯对抗，最后导致心灵的死亡，使读者觉得每个人都可能像这两个女孩一样成为社会良善、真爱、美德的弃儿，其现实典型意义，足以引起我们对民族苦难命运的思考。

　　三

　　在苦难的中国，农民所承受的苦难最苦、最深、最重。作者最关注农民，陈氏苦难是从农民的土地里攥出血来、攥出火来的苦难，是对农村生活最清晰的拓印。陈亚珍与已故著名作家路遥的创作视觉很接近，重点摄取农村、城镇和城乡结合部的小人物的生活、生存和心理状态。她的作品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有着对农村生活精微的本质把握，对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苦难和命运遭际有着深切的感受、彻底的批判和强烈的反思。在艺术表现上她对太行山区风土人情的描述娴熟、准确、丰富而朴实，对晋中一带农民生活细节的展现，可谓教科书的范本标准。

　　作者对农民苦难的社会原因进行了完整的手术式剖析和激烈的控诉。80年代前，极左形势下的农民远离一切非农经济，在高压密封的体制下，没有可自由分配的生产生活资料，农民是被土地束缚的有血肉生命的土坷垃，除了依靠土地无以维生。他们“享”有最低的可怜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资料，而贡献的确是超负荷的劳动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粮食经济。

　　《羊哭了 猪笑了 蚂蚁病了》对农村生态和农民苦难给予全景式的展现。抗日战争形成了寡妇村，这群寡妇又经抗美援朝的残酷，直到经历大跃进可怕的饥馑，作者以摄像机镜头打捞历史，“即使每天有人饥馑而毙、疾病而夭、苦累而亡、自杀而死，各村庄照样每天组织孩子们瞻仰烈士亭、缅怀先烈。” 相对于刚刚“共和”时人们不设极限的劳动，“一天两餐饭，黑夜加班干”，文革所导致的国民道德的摧毁、民族精神的断裂，其苦难伤害更是无以复加，社会成为互相残杀倾轧的绞肉机， 一夜之间人们彼此变成了反革命、走资派、牛鬼蛇神，人人几乎都成为扼杀人性的帮凶，全民狂躁，相见如敌。

　　而在改革开放仅仅几年后，中国特色商品经济散发的铜臭，逐步攥夺了人的精神灵魂，农村面对“田地荒了，村庄空了” ，“说人心坏了，种籽的心也坏了吗？”这时的人们已变的对苦难无动于衷，对良知麻木不仁，对欺凌漠不关心，对不公似是而非，对历史集体失忆。在物质虚浮饕餮盛宴的掩盖下，农村也到处弥漫着极度扭曲的欲望，一派破败的景象。

　　在这扭曲的社会生态里，作者塑造了一个具有天使般情怀的形象——“娘”，她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涵养下优秀女性的典范，她的血液里延续着中华文化的根脉，在极端高压下保持着永不消逝的优良精神。“娘”用一个女人的全部爱着“爹”，“娘”以博大的胸怀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和不幸，并以天使的良善收养了荷叶、腊月、喜鹊等濒临绝境的孩子。而另一个与“娘”相对应同样形象丰满的人物——久妮婶，恰恰体现了荒谬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变异。“久妮婶就像在重新替造物主修整人的神经功能一样，为了“光荣”和“坚强”该哭的时候不能哭，该笑的时候不能笑。好像人一定得按指定的情绪正确地表达。否则就是错误的。”一个口口声声“新社会”的女人，失却了一个女人的天性和做人的准则，人成了国家机器强行灌输最卑微的行尸走肉，自然生命的人成了专制社会里的机器人。久妮婶无疑是极左时期农村具有普遍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直至现在，在农村到处可以找到这种人的影子。

　　对于展示农民的苦难命运，《碎片儿》虽没有《羊哭了 猪笑了 蚂蚁病了》那样厚重，但揭示的更为直接、更为清晰。《碎片儿》前半部分无疑是中国农村题材的经典，拓显陈氏风格烙印，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陈氏小说的基调。《碎片儿》的艺术特点就是碎片儿，那些辞赋一样铺排连缀自然流淌的细节描写，就像一个生命历经风霜雪雨的淬炼，舞动着摄人心魄的行为艺术，那不堪回首的艰辛岁月便像冰雕一样嵌入读者的心灵。这些细节来源于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积累，用细节聚焦一个时代，这是陈氏独有的功力。主人公小跃跃幼时跟奶姐抢奶吃，奶姐因饥饿抢喝一碗榆皮面糊糊烫死了，这个惨烈而真实的细节，涵盖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是那时社会生态的典型反映，给读者以撕心裂肺的痛。姑姑和姑父是农村最具普遍性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既有着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又有着在极左政治下为了生存的自私和狡黠，他们在夹缝里顽强而可怜的生存着、变异着。有几个让读者过目不忘的细节——“吃山药皮”、“借白面”、“攒粪”（自家人一定要把大便便在自家的茅坑里，还得想办法让别人来如厕），等等这些趣中含悲的细节，虽看不见血泪却有渗透骨髓的悲伤，可谓是荒谬时代的生存哲学。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字，中国的作家们还有谁能给我们留下那荒唐岁月里经典的生活细节，“天明的时候我姓公，天黑的时候我姓私”这是可以概括一个时代的经典语言，无奈的控诉着丑恶时代对人格的分裂、对人性的异化。还有“院长大娘”，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硬骨头、敢作敢为的女性，正因为偷情，在人性上显得更加完美，塑造的很成功。她有点像《简爱》里的那个女教师，给予幼小的沈跃最温暖的爱，最充实的抚慰。主人公小跃跃，永远天真无邪、淳朴善良，而又内心倔强、情感汹涌，在那个时代，她的感知布满了脆弱、孤独、无助、绝望、恐惧、痛苦、彷徨、渺小、迷茫，而她又天性撄犯，不恤殒身，只能将自己撕成碎片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