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中国的导弹之父，说他为中国的国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居功至伟，可能也不为过。但就是这样一个大科学家，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却写了几篇科学文章，为那时的高产风、浮夸风客观上起到了造势的作用，根据各地虚报的粮食产量，上缴粮食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致使许多农民家中粮食被搜刮殆尽。加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大地上饿死的人有3000万之多（一说4000万），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的死伤人数。农村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事件。
　　
　　1958年大跃进，各地都在“放卫星”。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就在这个报道出来后的第四天，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他试图用科学来论证粮食产量：“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用他的物理理论论证了亩产可以达到近4万斤是可行的，像他这样的大科学家写出的文章，自然在中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也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哲学系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毛泽东与钱学森
　　
　　更要紧的是，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毛泽东曾与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致使饿殍遍野。
　　
　　2011年9月20日，各大报头版刊出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在今天的科技水平下，粮食亩产也不过袁隆平的926.6公斤。但那时，大的环境裹挟下，有些科学家“顺应时事”地为大跃进造势，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操守。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如此，植物生理学家段宏章当时也曾热情洋溢，发表了《高产水稻的光合作用问题》等文章；后来他率领研究所科技人员下农村“走基层”，可没想到这一走却走出了问题，段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所谓的高产粮其实是将多块稻田的庄稼聚集而“创造”出来的。面对如此“高产”真相，段为此前轻率发表“跟风”之文汗颜不已，并写了更正文章给报刊要求发表“以正视听”，结果是“泥牛入海”无音息。同为植物生理学家的罗宗洛则站出来公开质疑，据理指出“高产粮”数字不可信，还说“总结增产经验可以，但决不能越俎代庖”——这句话似也有隐指力学家钱学森之意。于是罗宗洛顿成众矢之的，被扣上“右倾”、“学阀”之类帽子，遭到小会、大会连轴批判，但他硬是拒绝检讨。像罗宗洛这样的科学家，按批判话语常用的指称，叫做“极个别”，然而，正是这样的“极个别”，为当时的中国科学界挣得了一点学术良知和铮铮人格，显示科学的宫殿终未彻底塌陷。
　　
　　回顾历史，在诸如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这些大的运动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的选择了坚守，坚持真理，直至失去了生命，像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有的选择了骑墙；有的选择了犬儒；还有选择了放弃了操守，为了一己之利或某些团体之利，成为了所谓的“适时英雄”，诸如郭沫若、巴金....。
　　
　　然而，历史终将翻开新的一页，巴金曾为他在文革时写过的文章和说过的话深深的忏悔，他在其《随想录·“文革”博物馆》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金的文革博物馆的愿望尚未实现，但他对过去的反省和忏悔，也为那个时期所有犯过错位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一个榜样，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遗憾的是，钱学森生前未能有一句致歉。希望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都能站出来说出历史真相，也希望现代的知识分子们放弃犬儒主义思想，说真话，为了后世用永不再蹈历史之覆辙。